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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蓝天:改革开放以来王明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22-11-22 23:23:12
作者: 张蓝天  
[28]还有学者提出,需要重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的背景,以及实力相对弱小的共产党在处理已经逐渐发生的国共摩擦中更多的难言之隐,“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亦可能包含着对国民党的约束之意。[29]

   毛泽东曾经在延安整风时谈到,“‘王明路线’曾危害过党,差不多可说全党各地都受了影响”[30],因是事后评价,故对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究竟对于地方根据地的开展有何影响,需要还原至历史情境加以实证研究。赵诺指出,抗战初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太行党一些领导人虽有不满,也还是大体坚持此路线,“晋中反‘左’”事件便是维护统一战线造成。在文件用语之外,地方上的人事关系、权力分配等问题更值得关注,未必能简单等同于“王明路线”的影响。[31]

   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问题,田子渝进行了集中研究,他认为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批评了毛泽东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思想,但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有时毛泽东的让步尺度要比长江局大。王明等人与毛泽东在“保卫大武汉”战略方针的具体理解上存在分歧,但中共长江局很快执行中央指示开展了工作。[32]黄志高认为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确实来自于共产国际,而对运动战的侧重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意见。[33]金冲及、田中仁均认为需要具体看待长江局的历史作用,长江局在东南、华中等地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34]论者指出,“在对中共长江局工作的评价上,把错误归王明,成就归周恩来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35]实际上,王明在长江局时的认识倾向,博古、周恩来等也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存在。[36]

   但是王明在长江局期间,确实在组织关系方面出现了一定“独立性”倾向。[37]李东朗认为,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右倾主张有消极影响,但危害没有那么大,《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强调“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七个“统一”总体上与中央一致,其关键问题在于组织上闹独立性。[38]李勇以长江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3月1日)未报中央审阅答复为例,指出王明闹组织独立性的表现。[39]齐辉、王雪驹从长江局期间《新华日报》的政治、军事报道出发,认为王明负责长江局在新闻宣传上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巨大分歧,直接影响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日宣传工作。[40]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王明任长江局书记期间对于东南和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的开展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细化考察。对于项英是否奉行了王明“右倾路线”,目前已有较多研究加以疏正,研究者亦多主张重点关注项英和东南局的具体作为而非路线问题。[41]而王明更注重统战而非斗争的倾向,对部分地区党组织,如湖北省委、鄂东特委发展时机和开展规程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相关具体研究仍较为缺乏,亟待进一步深入。[42]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基本认为,王明在长江局时期做了一定的有益工作,在坚持抗战、国共合作和保持中共组织独立性等原则性问题上与中共中央总体一致,且需要考虑到长江局位于国共谈判最前线的特殊环境,很多提法亦是长江局集体决定。但需要承认的是,王明在长江局期间在形势估计、军事策略等具体认识方面与中共中央存在一定分歧,尤其在组织关系等方面犯下了严重错误。[43]

  

   二、纠正王明错误与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认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成为重要主题,在学界,深入对毛泽东的学术研究成为热潮,党史亲历者的回忆录和日记笔记等资料陆续公布,为党史研究学术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是如何认识并纠正王明错误、确立与巩固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延安整风的缘起和历程如何?王明错误是怎样一步步定性的?这些都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论题。

   部分学者认为因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王明错误的实质,遵义会议上没有批评“左”倾政治路线[44],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了一场彻底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45]相关研究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不乏“倒放电影”之感,似乎纠正王明错误完全是有预备、有计划的主观进程。张继福较早对遵义会议“来不及清理王明‘左’倾错误”的传统说法进行了反思,他指出,遵义会议时不但没认识到博古的错误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继续和发展,甚至还没认识到博古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至少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尚无“清算王明‘左’倾错误的打算”。[46]

   大部分学者认为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得到巩固和加强,但自王明回国至六届六中全会,党内组织关系一度发生过影影绰绰地“风波”[47]。论者认为王明回国并非共产国际出于强行包办中共服从“统一战线”的意图,甚至可能出自对中共在应对新形势中失去独立性的忧虑[48],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领导也是肯定并支持的,王明回国时,毛泽东对其并无厌恶之感。但王明此后的作为,不能认为完全没有觊觎权力之心,尤其是其闹组织独立性的做法,一度对“洛-毛”体制造成了挑战,使双方关系蒙上了阴影。[49]

   其间召开的若干中央会议为学界重点关注。王明回国后不久,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对于该会议,胡乔木、胡绳谈到“毛主席说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没有多讲话”,而“王明的讲话在党内传达了,批评抗战初期我们讲独立自主搞过了头”,不久共产国际的指示传来,这次会议幸而是王明“最后一次欺骗”;[50]吴永也认为该会议造成了极大危害,王明在党的核心层实力一度超过了毛泽东。[51]罗平汉则认为在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与王明在统一战线及国共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毛泽东并没有对王明的主张明确加以 “抵制”或 “斗争”,而是采用了“各自表述”的方式。[52]对于193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统说法将之作为王明包办的一次会议,故多淡化不提,不过该会议的召开由长江局集体提出、中央批准,任何人包括王明在内没有在会议上作过什么总结报告,也并未形成决议,《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是王明回到长江局后形成的,这是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性的严重错误[53],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54];李东朗认为该会内容虽然有王明右倾主张的影响,但积极因素是主要的。[55]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延安,此后不久,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论者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对于平息此前党内“风波”,确认并延续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妥当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56],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全过程看,虽然毛泽东在会议作结论时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不能说专指王明一人[57],从此后王明的工作安排来看,毛泽东也并非决定自此便打击王明、开展对“右倾错误”的斗争。[58]

   王明形象真正成为“路线错误”还要到延安整风之时,不过这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程。

   首先是《六大以来》的编纂和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缘起及用意。传统观点依据胡乔木的回忆,认为《六大以来》是针对1940年3月王明重印其“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59]黄江军从中共领导人文章宣传和出版的角度出发,通过细致研究肯定了这一点,认为在此之前毛泽东的文章得到了广泛宣传、但并未被置于突出地位,通过编辑《六大以来》,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政治性日益突出、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60]李东朗、徐建国等学者则认为,《六大以来》对党的高级干部认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一开始并非针对王明,而是为筹备中的七大准备材料,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明晰了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61]

   伴随着中共党内开始对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独立思考和大胆质疑,王明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动摇。杨奎松将这一问题放置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国民党关系变动中加以考察,认为1941年初皖南事变是影响毛泽东考虑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背景,整风最初矛头指向的是以张闻天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出身的领导干部,而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揭秘”、“诿过”的姿态令大多数政治局领导人感到不满,从而遭到集体的批评。[62]这次会议也被认为是“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6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会议上,原则性问题的讨论被暂时搁置,王明仅被界定为当前工作存在错误、此前“左”的错误的执行人之一。1941年10月底,毛泽东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只点了博古的名字。故延安整风根源于毛泽东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思维和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迫切需要,并非一开始即针对王明。[64]

   实际上,王明问题是整风过程中逐步提出的。曾经亲历过延安整风的何方在晚年研究中提出,他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听说过“王明路线”,直到1943年底,中共中央才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极小范围内提过王明、博古的“宗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于“左”倾错误的评价,经历了从“博古路线”到“王明路线”的变化。[65]1943年,毛泽东方才明确批评“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66],并在九月会议上得出结论,认为“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67]卢毅着重关注到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对“王明路线”的批评首次出现“速胜论”一词,此后王明长期被作为“速胜论”的代表之一,不过作者认为相关的论据不一定都能立足。[68]郭德宏指出,在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首次明确批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但这一批评尚未形成全党范围的公开书面决议。[69]即便在1945年8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最终表决通过的《历史决议》二稿中,仍然没有点王明的名字,修订版中才正式将陈绍禹作为“‘左’倾路线”的代表。[70]

   值得注意的是,整风期间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书面文件严格划分传达范围,主要限于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及周围高级干部内部,基层文件用语、党内基层干部及党外人士对王明问题的具体理解如何变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赵诺指出,整风运动期间,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方针被中央定为王明的右倾错误,在整风后搜集、编印的各种文件汇辑中即未发现提及太行党曾长期遵循此政治原则的文献,这和1938年的文件用语有很大差异,体现了“党中央在根据地的具体化”。[71]

   总的来看,对王明问题性质认定的变化,既是王明坚持错误、玩弄“两面手法”的结果[72],也与党内中高层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深入及处理中苏关系的策略需要有关[73],体现了应对党内问题的政治艺术[74]。

  

   三、王明与苏维埃革命得失再评价

  

   改革开放之初,有关王明与苏维埃革命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传统党史差异不大,主要从批判其代表的“‘左’倾路线”入手,具体表现为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拼命主义”、“逃跑主义”及“肃反”等问题的批评。

这一阶段的研究认为,王明“左”倾路线肇始于1930年底王明写作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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