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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互诠——“经济宪法”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2-11-22 23:14:52
作者: 张翔  

  

   摘要:  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具有相互诠释的关系。起源于经济学的“经济宪法”理念,认为应当从自发秩序中提炼要素并通过法律制度予以固定,为市场经济提供可靠的框架秩序。其在现代宪法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宪法对共同体的经济秩序做出总体规定。我国宪法中“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的规定方式,一方面要求保护竞争秩序,防止经济强权的出现,以保障社会财富的生产;另一方面又要求维护社会平衡,扶助社会弱者。二者的结合意味着:通过自由竞争带来的高度繁荣,使人民能普遍享受符合人的尊严的高质量生活。“共同富裕”在“保卫自由”和“要求平等”两个维度补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竞争;社会平衡;慈善

  

   导言

   我国宪法的一大特色是明确规定了经济建设的国家事业。在“经济基础对宪法起决定作用,宪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下,对经济制度或者“经济体系”做详细规定,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重要特质。我国现行《宪法》颁行于改革开放初期,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还要全面深入地进行下去。《草案》有关规定为这种改革制定了原则,按照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使我国逐步地富起来。”这表明,现行《宪法》自始就在社会主义经济与富裕之间建立了联系。在现行《宪法》的五次修改中,经济制度也一直是焦点之一。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入宪,让这部孕育和发展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宪法中的经济制度趋于定型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结了经济秩序与社会政策,“市场经济”指向自由与繁荣,而“社会主义”指向公平与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宪法规范,意味着宪法对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有特定的规范性要求。笔者曾尝试论证“共同富裕”是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其中包含针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规范性要求。但毫无疑问,“共同富裕”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在笔者看来,“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以相互诠释的概念。本文尝试,从以国家根本法为经济生活设定基本秩序的“经济宪法”理念切入,通过参考“社会市场经济”等比较法资源,对我国《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定和“共同富裕”理念的规范含义做进一步阐释。

   一、经济生活的法治化与“经济宪法”

   宪法是“政治法”。近代宪法的基本功能预设是建立政治统治和规范政治统治,其中虽然有与经济相关的内容,例如私有财产权、契约自由和国家的征税权等内容,但其指向的仍然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并非有意识地对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做系统性的规定,也并不指向特定的经济模式或经济秩序。实际上,即便在当下众多国家的宪法对国家的经济秩序做出决断性安排的现实之下,对于宪法是否应该规定经济制度,仍然不乏争论。经济生活的逐步法治化以至“经济宪法”概念的出现,与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与法律的关系的认识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经济生活的法治化:从“自生”到“设立”

   近代立宪主义接受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经济生活采“自由放任”态度。这表现为严格限制国家干预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而在宪法文本上,表现为对经济生活着墨甚少。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秩序是自发形成的,法律只需要顺应既存的经济生活事实,无需积极介入。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自然哲学学派的方法论基础,即自然秩序是某种客观存在且优越于人造秩序。其中,人的本性——利己主义——是经济秩序的最初起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自利”的本性在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说:“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在这里,“看不见的手”而非“法律之手”承担着经济调控的使命。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调控靠的是“自然秩序”而非社会“特殊培育”,即自发形成的竞争性价格机制能够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问题。经济现象被说成是“注定的或盲目的自然力量的作用表现”,只有充分重视“自然的公正性”,防止外来干预,才能保证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在“上帝规定的范围内运动”,实现二者的和谐共生。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影响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泾渭分明。表现在宪法上,就是严格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此外不对经济做更多规定,而尊重其自发、自然的状态。例如,1849年公布的《法兰克福宪法》是德国第一部民主宪法,其内容明显体现了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彼时的德国,德意志封建制尚在、邦国割据分裂、各类特权和等级社会残存,这些政治体制和公法规制上的弊端,导致了经济生活中的不公不义和举步维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法兰克福宪法》明确了一系列个人享有的自由防御权和平等权,希望能以此推动经济生活的公平和自由。通过保护个人免于国家的强制,而能够让个人在充分自由地追求“自利”中,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是,这部宪法通过调整“政治法”而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其重点在于争取自由平等,并未考量各类自由的社会约束性,也未预见未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更没有积极规制经济生活的意图。在时人的认识里,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最初几个世纪的经济秩序都是“生长成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经济秩序“是在当时的自然环境的范围之内、在外交和国内政策的以及经济的事件的过程中,没有全面的秩序计划而发展起来的”。经济秩序无需国家干预,也无需法律特别是指向政治秩序的宪法的过多介入。

   亚当·斯密生活在经济生活从手工业向机械大工业过渡的阶段。事实上,经济自由、自由贸易、迁徙自由等政治经济政策,为现代工业化创造了决定性条件。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开始遭遇新工业经济新秩序的挑战。例如,工业化和充分自由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垄断,反过来可能取消宪法所欲保障的个人自由。“当自由可能产生私人权力时,满足自由便可能成为对自由的威胁;虽然私人权力激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但这股能量也可能起破坏自由的作用。一个自由的、合乎自然的秩序不是简单地通过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产生的。相反,只有经济政策以实现这一秩序为指南时,后者才能够产生。”自然经济、自发秩序可以创造财富与繁荣,但其本身并不当然是稳固和坚韧的。“市场经济不是天然产生并持续存在的制度,不是‘先天稳定和谐’的制度,而是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高度容易支离破碎的构成物。”也就是说,自发秩序是脆弱的,如果任由经济秩序野蛮生长,可能反而会走向强者对弱者的经济压迫,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因此,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需要从自然经济的自发秩序中提炼出其要素并通过法律制度固定下来,为市场经济创造一种可靠的秩序框架。在康芒斯看来,不能因为国家不创造财富而反对国家通过立法来干预经济。“所谓经济是指各种因素的比例配合,也就是限制某些因素和扩大某些因素。但如果能做到最佳可能的比例配合,那么各个因素联合起来的总产品就能大量增加,如果采用了不好的比例配合,那就会把这种产品完全消灭。”而立法和司法的工作就是把经济的各种诱因按比例配合起来,良好的配合工作就可以扩大社会财富。在工业化之后,亚当·斯密式的自然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多国家的干预,经济生活也日益走向法治化。“国民经济中各种因素的比例配合并不是自然的盲目力量的盲目配合,而是对自愿和不自愿的个人所施加的各种诱力的配合。”当然,国家干预和经济生活的法治化,并不是要取消自然经济,而是要让个人创造财富的活动有着更好的制度条件。

   经济生活的法治化,仍然是对市场的自发秩序的维护,是要从自发秩序中提炼出要素,并小心地通过法律制度固定下来,为自发创造财富的力量的发挥维护良好的秩序。经济学家们提炼出市场经济发展的几项重要的“秩序原则”:私有制、契约自由、良好的竞争。而法律对这些要素的确认,意味着经济生活从自发到自觉的重大转变。欧肯将这种以主观建构的“秩序原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称为“设立的”经济秩序。“设立的”经济秩序与“生成的”经济秩序不同,其基本理念在于:自由的经济秩序离不开国家干预,每一个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买卖、信贷和租赁等经济活动中,都必须遵守国家通过法律所确立的规范框架。拥护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放任自流,“设立的”经济秩序需要的是一个融合个人自由的保障与社会保障的整体秩序,但这一秩序并非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法律规定“秩序原则”的目的不是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设立的”经济秩序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强制,而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认”某种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以维护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在欧肯看来,国家“设立的”这套框架秩序正是“经济宪法”。“经济宪法”,是关于一个共同体的经济生活的秩序的总决定。欧肯将“经济宪法”的诞生视为“生成的”经济秩序与“设立的”经济秩序走向分野的标志。

   (二)"经济宪法“:从经济学到法学

   “经济宪法”最早是经济学概念。来自德语的“经济宪法”(Wirtschaftsverfassung)是由“经济”(Wirtschaft)和“宪法”(Verfassung)两个词汇复合而成。Verfassung既有法规范意义的“宪法”“组织法”“根本法”的含义,又有事实层面的“实际状态”或者“基本秩序”的意涵。因此,在经济学中,“经济宪法”很长时间只是与“经济秩序”“经济制度”“经济阶段”“经济模式”等词汇差不多的一种表达而已。但人们也逐渐对这些概念在“经验性”和“规范性”两个层次上进行区分的使用,分别指向对经济生活的实存状态的描述,以及关于经济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经济宪法”最终成为一个法学概念,与弗莱堡学派的主张有密切关系。1936年,欧肯、伯姆和格罗斯曼德尔特在《我们的任务》中主张经济学与法学的结合,“我们认为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精英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共同努力恢复这两门学科在国民生活中应有的地位。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学术,更重要的是,为了保障德国的经济利益”。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经济竞争秩序,就是弗莱堡学派的重要主张。弗莱堡学派批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私法学家是让法律消极地接受经济现状的“法律宿命论者”(当然并不否认其历史合理性),“持宿命论态度的法学家所能做的就是让法律适应经济情况,而不认为自己有改变这些情况的能力”。但是,伴随工业化进程,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度融合,二者关联紧密、交互影响。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周期性危机,国家与社会不再能清晰地二元分立,社会情势越来越多地呼唤国家权力对私领域的介入。由此,“政治学和法学学者的任务就是清楚地了解社会和经济的最新情况,然后就法律如何适应这些情况提出建议”。欧肯等人从经济生活法治化的历史和现实中,提炼出“经济宪法”的概念,其背后是一套处理法律秩序与经济秩序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法治为市场经济创造一种稳固的和可靠的框架秩序,这就让“经济宪法”具备了法学概念的性质。

欧肯将“经济宪法”理解为对一个共同体的经济生活的秩序的总决定。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经济宪法”是指与一国经济生活秩序有关的法律决定,而非形式意义上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规范。“经济宪法”涵盖了所有对于经济生活的秩序生成和动态运行具有根本性、持续性、决定性影响的宪法规范。其不仅包含“形式宪法”,也就是宪法典中关于经济的规定;也包含了“实质宪法”中的经济规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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