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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我是如何思考中国小农的

更新时间:2022-11-20 23:19:05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中西学术的异同

   在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这两本书的20世纪80年代,我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英文学术界针锋相对的两大主流理论:一是当时仍然属于中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强调生产关系,以地主相对佃农、富农相对雇农两条生产关系轴线为主进行分析;另外则是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拒绝生产关系(阶级剥削)的论点,聚焦于人口、市场、资本、技术和生产率等的论析。

   两者虽然针锋相对,但也有一些意外的共同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虽然是从社会主义的革命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同时也坚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先进的、优越于封建主义的方式。因此,中国学界提出了比较独特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建构,将帝国晚期的雇佣关系视作比封建主义租佃关系先进的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方式。众多学者花费了大量的劳动来试图论证这一被认作现代型的发展趋势。

   在这方面,西方的学术思路和中国的萌芽思路意外地相似,同样倾向于要在中国的前近代和近代史中发现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发展倾向,为的是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乃是普适的,不仅适用于西方,更适用于全球,包括中国。

   固然,以上倾向仅是“主流”意见。即便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中,也有偏重生产关系和偏重生产力的不同意见——譬如,当年经济史研究领域特别优秀的两位领军人物李文治和吴承明便是如此。还有过分强调“萌芽”论和不那么强调“萌芽”论的流派,以及许多说到底乃是主要偏重扎实经验主义研究的学者。我在两书中,都连带讨论和考虑了这些不同派别。

   同时,西方(以及日本)学术界当然也不是清一色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么简单。我在两本书中讨论了诸多不同的支流意见。譬如,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众多不同意见,包括对阶级关系中的“潜在剩余”的独特论析。在日本,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关于村庄社区共同体的论点。

   但是,中西双方的主流倾向以及其中的不同点和意外的共同点,还是比较清晰的。读者可以据此来认识当时的学术环境,不要被琐碎的细节混淆了双方主要倾向的不同和交搭,这是认识我这两本专著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思路。

   两本专著的经验基础和问题意识

   如今回顾起来,我这两本专著与之前的研究成果最主要的不同,首先是经验层面的依据。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双方开始探索建立诸多方面的新的交流,包括学术。美方成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并从1979年开始通过公开竞争选派学者前往中国做学术研究。

   机缘巧合,我成为最先被选的学者之一,并于1980年全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阅国内已经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题本”命案,从中挖掘(比较有限的)与经济史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偶然发现了顺天府宝坻县的地方政府档案。后者成为《华北》一书的重要支柱材料之一。同时,我还有幸获得进入顺义县沙井村的机会,对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非常系统详尽地调查过的这个村庄进行重访,做跟踪调查,并与多位关键村民长谈。之后,在1983、1984、1985、1988年,我四次深入松江县华阳桥的四个(同样是满铁特别集中调查的)小自然村进行详细和系统的跟踪调查。另外,我还获准进入华北和江南多个地方政府档案馆搜集相关档案。这些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西方学者都不可能实现的研究条件。

   翔实精准的满铁资料与跟踪调查,加上地方档案,成为我写作《华北》和《长江》两书比较独特的研究资源,其给予了本领域之前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详细材料。读者将会在书中看到众多深入到一个个自然村和一家一户以及个别人士的丰富、详尽的材料。这是我这两本专著的主要特点之一。

   另外则是我在问题意识上具有比较独特的背景和视野。长期以来,我在感情和理智上一直经受双重文化和双重意识形态的拉锯及斗争。我的父亲是1911辛亥年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是年排名第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深深认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传统。我的导师萧公权先生也同样如此。而我的母亲则是来自无锡农村耕读世家的闺秀,不懂英文(但写得一手好字)。我自己因此乃是真正意义的“双重文化人”。

   在父亲和导师的双重影响下,我在学术方面的初始研究是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后来发现,自己对那样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层的感情和理智层面的动力。之后,仅仅为了保留自己的教学职位,为了通过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考核,方才勉强“完成”了算是自己的第一本专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1972)。

   其后,我逐步发现自己内心最关心的问题乃是拉锯于父亲和母亲、美国和中国之间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层矛盾,认识到自己最需要做的,是通过扎实的研究来解答、解决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因此在35岁那年,我抽出了两年时间来找寻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的研究材料,发现了之前较少被使用的满铁所做的大量系统、翔实、精准、可靠的材料。之后,伴随中美学术交流的开放,遂有机会重访、调查、核实、延伸那些材料,凭借深入的经验调查来解决自己长期以来最为深层的一系列疑问,处理心中至为紧迫的关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国和中国到底孰是孰非的深层问题。其结果便是这两本书。

   规模化资本主义农业模式不适用于中国

   《华北》得出的结论首先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各有是处,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雇工3人及以上,并有超过100亩规模“经营式农场”的乃是当时最富裕最成功的农户,中农多是小规模的自耕农,贫农则既有租佃土地的(虽然占比较低),但更多的是农忙时要外出打短工的农民。这些基本的社会经济事实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生产关系都直接相关。

   《华北》上半部分主要探索了当时比较突出的经营式农场,将其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仔细对比。意外的是,它们在资本投入(如肥料、用水、用牲畜等方面)、技术、亩产量等各方面都与小规模农场并无显著的不同。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经营式农场由于是雇工经营的,能够做到比小农场更适度的劳动力配置:前者劳均种植20~25亩,后者则是15亩以下。

   为什么会如此?我借助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外的实质主义理论,发现其中的关键在于小农家庭的特殊组织逻辑。小农家庭的家庭劳动力是给定的,妇女、老人乃至小孩这些辅助性劳动力基本谈不上什么“机会成本”,不像成年男性劳动力那样可以外出打短工。在人口(相对过剩)与土地(相对稀缺)的压力下,这样的生产单位会尽可能将亩均劳动投入最大化,借此尽可能地提高产量,即便其劳动边际报酬严重递减也如此。而经营式农场,由于劳动力主要是雇用的,可以适当调整,则不会如此。因此,小农场常会种植更高比例的(特别劳动密集的)棉花,冒更大的市场风险,来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至于贫农,由于农忙时要靠打短工来补充自家土地收入的不足,则有时不可能在自家土地上投入必需的劳动。

   同时,经营式农场规模一般不超过200亩。这主要是因为,超过这样的规模,农场主本人便不再能够亲自带领和监督劳动,劳动成本会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达到这样的规模之后,他会有更多机会选择报酬更高的经商或入仕途径。

   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农场的共存与拉锯,构成了华北农村基本的社会经济状态。经营式农场占大约10%的土地,其余都是小规模家庭农场。如此,雇工经营的经营式农场说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型的突破性生产方式或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使用自家劳动力的小农家庭农场明显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即便有的要靠租佃土地,但也不见得就是简单的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在此之后,我转入《长江》一书写作的调查研究,更惊讶地发现,在这片市场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华北那样的经营式农场居然会被小农家庭的特殊经济逻辑完全淘汰,它们从明清之际以来逐步衰落,到19、20世纪已经完全绝迹。这就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理性”“(资本主义性)农场主”理论的预期完全相悖,展示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

   深究之后,我更清晰明确地发现,小农户由于其组织特点,能够承受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不可能承受的人地压力。借助家庭的辅助劳动力,它可以进行雇工所不可能肩负的、低于基本生存回报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借此在小块土地上维持生存,并支撑更高度的商品化。其中,长江三角洲最主要的乃是棉花-纱-布和桑-蚕-丝的生产。它们按亩投入的劳动日总量分别达到水稻的18倍和9倍,但收入才达到3~4倍。正是这样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的经营方式,或“没有(单位劳动报酬)发展的(总生产量)增长”,使其能够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维持,并且完全消灭了学术理论中多以为是更先进、更优越的类似资本主义单位的经营式农场。

   这就确证了《华北》已经得出的关于经营式农场的基本结论:其经营方式与小农经济的根本不同,不在其“发展”方面的“先进”性,不在于更多的资本投入或先进的技术以及更高的亩产量,也不在于其更高度的商品化生产,而实际上在于一个简单的组织逻辑——由于是雇工经营,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而雇工,借此达到比小农户更合理的劳动力配置,免去自身生产单位“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达到更高效率的劳动力使用。而小农户则由于其家庭劳动力是给定的,不能“解雇”家庭的劳动力,最终只能走上投入越来越多劳动力的“内卷”道路。由于小农经济的亩产所得要高于经营式农场,长期下来完全消灭了经营式农场。

   显然,这样的经验实际完全谈不上由于资本主义式的雇佣经营而达到更高生产率的“先进”生产单位,并将最终取代小农经济。这就证伪了“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预期,也证伪了资本主义必将取代封建主义的西方现代主义预期。

   也就是说,《华北》和《长江》两书共同证明了,无论是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都不足以认识和理解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小农经济”的顽强生命力,也不足以认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实际。倒是实质主义的第三理论传统洞察到了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色。

   过去如此,今天实际上仍然基本如此。小农经济过去依赖的是耕作与家庭副业两柄拐杖,今天依赖的则是耕作与外出打工、做买卖等非农就业。二者的结合同样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不同之处仅在于通过非农就业而逐步减轻了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内卷化”压力。

   贫农经济的形成

《华北》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突出“贫农经济”和贫农社区的形成过程。土地贫瘠和人地压力是当时最为现实的两个基本因素。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促使之前华北地区众多以中农为主的农村紧密社区走向解体。在生产关系方面,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都在递增,并且不再带有原有的亲邻间的道义约束和礼仪;部分具有稳定和紧密人际关系的社区越来越多地成为松散的、没有人情可言的村庄;由社区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来承担领导责任的传统逐步衰落,到战乱时期越来越多地由“恶霸”型流氓或逐利型小人来充当村长,鱼肉村民;越来越多的中农沦为自家土地不足,必须依赖打短工来维持生计的“贫农”;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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