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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我是如何思考中国小农的

更新时间:2022-11-20 23:19:05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国家的临时摊派日益繁重和苛刻。无论在“阶级关系”上,还是村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矛盾都比较突出。这是一个相对其他地区更可能响应中国革命号召的地区。

   长江三角洲则不一样。这里土地相对肥沃高产,生态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富裕。佃农所占比例虽然要比华北高好几倍,但村民拥有长期稳定租种的土地的“田面权”,拥有“田底权”的地主则主要居住在城镇。城镇中“田底”交易虽然频繁,但并不影响农村“田面”的稳定耕作。由于土地总产较高,“田面”地租相对显得并不十分苛刻,“阶级矛盾”并不显著,租种“田面”的小农比较像华北的自耕中农。

   而且,由于这样的土地关系,田赋基本都由拥有“田底权”的不在村地主来交付,村民相对而言较少与国家打交道,也较少感受到民国时期华北那样日益苛刻的新型摊派。因此,长江三角洲农村无论在阶级关系还是村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矛盾都没有像华北那样显著。

   两地相比,我们不能用“先进”vs.“落后”的框架来认识,将租佃与雇佣关系视作一是落后一是先进的不同;也无法用简单的“生产关系”或“发展还是欠发展”的框架来理解,仅凭“市场经济”、资本就得出“现代”相对于“前现代”的发展这种划分。一定要用更宽阔多维的视角,纳入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因素。我们更需要考虑到农户家庭的特殊性,生存和生态的关键性,村庄社区组织、国家与这些因素的关系,以及历史偶然等一系列不同的维度。否则,便不可能真正认识两地在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实态。

   最突出和重要的一点是,在商品化程度相对更高和更富裕的长江三角洲,依据雇佣劳动的规模化经营式农场,居然会在明清更替之后逐步走向消失,完全被小农家庭农场所取代。仅凭此点,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何无论是中国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规模化农场)的现代主义发展论,都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其中答案要通过中国小农经济自身的特点来认识和理解。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演变

   《长江》与《华北》最主要的不同是,《长江》的后半部分将此地区的乡村社会经济史一直下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不是像《华北》那样基本终止于1949年。而《长江》后半部分的最主要发现乃是,革命前的“内卷型”耕作——农业的演变主要不在于劳均产出的提高,而在于依赖更多的“内卷型”劳动力(主要是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投入来提高亩均产量和产值——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非常关键。

   集体农业意外地和之前的家庭农业带有一些关键的共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两者的劳动力都是给定的。在这方面,集体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它无法裁员。而且,集体下的工分制促使对妇女劳动力更完全的动员和使用,这比“内卷型”的小农经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和小农家庭一样,生产队和大队集体最关心的是总产出,而不是劳均报酬。它们带有强烈的尽一切可能提高总产出的动力,不会太多考虑到伴随更多劳动投入而来的劳均报酬的递减或停滞。正因为如此,在集体制下,农业内卷的程度比过去更高、更强烈。

   最突出的实例是1965年之后被广泛推广的“双季稻”的种植。多加一茬水稻固然提高了单位土地的总产出,但却是以单位劳动和土地边际报酬严重减低为代价换来的。即便是新纳入的机械化,它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农业的去劳动密集化,而主要是使劳动力在早晚稻两茬交接的最紧迫时间段完成必要的耕地工作,使添加一茬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成为可能。国家领导配合以集体组织,农业生产固然在技术、水利、整田、良种等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改进,但并不足以改变内卷化的基本趋势。

   集体制下的二十年间,单位土地的总劳动投入直线上升,总产出是提高了,但单位工分值一直没有显著的提高,总体上看,与之前长期以来“有(总产量)增长、无(单位劳动产出)发展”的内卷化趋势基本一致。农村农民依然贫穷,城乡差别依然显著。

   农业长期以来的内卷化意味着中国农业必须摸索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我之后在《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中的第一卷《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与第三卷《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均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中探讨的主要问题便是:中国农业怎样才能在必然的劳动密集前提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即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和产值的提高?

   固然,我们这里要考虑到,城镇化和中国非农经济的大规模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国的劳均耕地面积仍然才7亩,户均才10亩,内卷化农业依旧,实在不可与美国平均2700亩的所谓“家庭农场”相提并论。除东南沿海和城郊农村外,中国农村和农业的主体,说到底仍然是极小规模的家庭农场。

   我提议,除了行将城镇化的东南沿海和城郊农村,我们必须接纳给定的“小农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较长期延续的现实,并在这样的前提下探寻出路,而不是坚决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

   最突出的实例,乃是近三四十年来发展出的新型“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农场、小农业,其劳动力来自小农家庭,资本则来自大规模外出打工后的非农收入,与规模化的西方式资本主义农场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村的出路仍然不是以资本主义大农场来取代小农经济,而是借助小农经济的特殊组织逻辑和顽强生命力来推进高附加值“新农业”的发展——如1、3、5亩地的拱棚蔬菜,几亩地的果园,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农场。这样的农业在2010年便已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3,耕地面积的1/3。它们是中国人的食物结构(粮食∶蔬菜∶肉食)从原先8∶1∶1转变为如今4∶3∶3的关键基础。中国农业未来的出路在于,为新农业的小农经济建造迄今仍然欠缺的新型的、类似于日本、韩国基于小农社区合作社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的优良基础设施服务,进一步推动城乡间真正对等互利的贸易,促进城乡相互推进发展,而不是长久地陷于“三大差别”状态。

   这是现代中国农业史为我们说明的最主要的现实和逻辑。最近几年,尤其是2018年制定《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来,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尽管之前对规模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迷信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即在农政决策者和学术界中,仍有不少人坚持将小农经济视作落后的、必须消除的负担,但国家今后应当能够更自信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才是两本书主要结论的含义。

  

   本文为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二书再版合序,发表于《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第6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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