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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广义资本理论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均衡性规定

更新时间:2022-11-20 00:54:14
作者: 党国英 (进入专栏)  
会强化智力资本的稀缺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引起智力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增加。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通过社会进步所积累的社会合作条件,特别是有利于建立社会信任的社会基础结构的价值。交易频繁、交易规模大的社会容易积累社会信任,而交易频度与规模又与人口密度有关。所以,早期的港口,后期的城市,会发生大规模的市场交易,并通过社会信任而发明便捷的交易工具。这也是城市居民收入高于乡村居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个人资本(individual capital)是人不需要经过学习与专业培训就可以参与经济活动的天赋能力的价值。一个人依靠这种能力所参与的经济活动范围会相当有限。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参与生产过程的具有稀缺性的自然环境因素的价值。土地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本。生态环境在经济规模超过一定阈值以后也具有了稀缺性,因此也会与土地一样成为自然资本。

  

   建设资本(built capital)是指社会长期积累的具有效果外溢性的基础设施的价值。经济学中的效果外溢是技术进步的函数。依据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可以不存在效果外溢,但交易成本本身是技术进步及社会制度的函数。这种情形给分配问题带来了复杂性,我们将在后文作进一步讨论。

  

   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是通过预付购买其他生产要素(也有例外情形),并将其他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活动的支付工具及其衍生品。支付周工资或月工资虽然在人力资本使用之后,但对完整的生产过程来说,资本周转常常还没有结束,因此属于预付行为。金融资本对其他要素的预付购买行为使得其与人力资本之间出现风险不对称的情形,这会对分配产生影响。

  

   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是指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上层结构的价值。人们通常不用价值大小来评价社会上层结构,但实际上社会上层结构在维护公平正义的方向上的边际改善能增加社会经济总量,并由此可推算出其价值。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与诺斯历史演化理论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

  

   (三)资本权利

  

   历史上复杂的所有权关系对资本的配置及分配关系有根本性影响。以上这些资本类别可能由个人或家庭所有和控制,也可能由公共部门所有和控制。家庭作为一种组织,与个人的区别很大;但在一定历史时期与社区公共所有权的代表机构可能区别不大。例如,《红楼梦》中的宗法权威实际上也是社区公共权威。历史上有姻亲关系的宗法团体联盟可能独立于君主,完全控制地方某些类别的资本。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是人身依附社会,个人没有自由,一切资本,包括个人资本与智力资本,都由军事集团中的精英控制。影响资本所有权结构的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与社会暴力的配置[5]。一般来说,技术进步会影响社会暴力的配置,但二者之间也可以有逆反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也不会如影随形,特别是暴力资源配置会长期不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这种所有权关系导致复杂多变的资本与收入的分配关系。下面我们扼要讨论几种典型的情形。

  

   从远古开始,人类离个人自由相去甚远。上述各类资本的分配多由暴力支配。在狩猎采集时代,因人口食物匮乏,氏族部落内部会有严酷的暴力统治,并无“原始共产主义”可言;氏族部落之间更是战争频仍,战败者或遭屠戮,或沦为奴隶。种植农业与畜牧业兴起之后,出现支撑税收制度的“余粮”,封建制国家产生,战争行为有了一定规范,一般民众的非战争死亡概率降低,分工程度提高,特别是专门的艺术创造活动兴起,人类文明水平有了提高。中国在帝国时代有了常备军,接近同一时期的欧洲虽然没有常备军,但上战场的主要是贵族世家成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粮食生产活动。这个时代的农业社会并无真正的个人自由及其与之配伍的所有权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欧洲受战争体制的影响,土地买卖受到限制;中国在帝国文官制度的影响下虽然政府不直接限制土地买卖,但宗法权威会限制土地买卖,尽管这两种限制的规则与程度有所不同。西方与东方的共性仍然是暴力组织的精英控制社会,垄断各类资本,主宰生存资料的分配。这种社会不是权利开放的社会,而是人身依附的社会。

  

   但是,现代所有权关系及其资源分配方式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夹缝中可以获得发展,并成为权利普遍开放的现代社会成长的摇篮。东西方的共同特点是,在土地富饶且交通发达的地方,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容易建立复杂的社会分工,产生商业规则,建立起发育尚不完善的权利平等关系。因为农业“余粮”总体上很少,这种社会的存在要依赖农业区暴力压迫系统对农民的掠夺,并不可能将初级的权利平等关系推向全社会。城市的肮脏、混乱与乡村的贫困是这种社会的一般图景。

  

   暴力组织退出对全社会的掌控后,人类建立起权利开放社会。这是一个并非人为设计的历史逻辑的展开过程,其后果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权利开放的社会,究竟谁拥有资本,并由此建立收入分配关系,更多地由技术经济性质与意识形态来决定。这里对这两方面的情形略作讨论。

  

   技术经济性质是指资本对象的物理属性与人的一般利益诉求特征。如果某类资本或某类资本中的某个亚类别资本的运用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则它适合公共部门所有。例如,一条开放性的道路,在一定的阈值内,多或者少给一个人提供服务,成本不会变化,道路的使用者彼此不去为获得服务展开竞争也可以拥有无差异的服务。众多的使用者甚至可以合谋而不为使用道路付费。而这种开放性道路又有极高的设置“门票”的成本,也就无法阻拦一个不付费的人使用道路。技术可以变化,例如出现封闭式高速公路,利益关系就完全不同了。简言之,在这两种情形下,前一种情形适合建立共有产权,后一种情形适合建立盈利性的私人产权或按份共有产权。

  

   意识形态是指社会建立在主流公正观念基础上的基本价值判断。意识形态对分配的影响,主要是把历史上某些在技术上看是私人性的物品或服务,也当做公共物品或服务来对待,使市场价格决定的作用受到限制。意识形态在人的权利平等方面的变化自不待说,当代社会已经将社会底线收入平等看做政府公共服务的目标,而且对底线的逐步提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收入的底线平等,例如不允许一个人被饿死,作为公共品在古代社会由家族、教会予以一定程度的保障,在当代社会则会作为政府的重要的公共服务目标,并且底线标准会远超吃饱饭的标准。基础教育的平等、基本医疗服务的满足也通常会成为现代政府的施政目标。再如安全,这种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公共品,古代可能会由私人或家族购买,形成规模很大的私人武装力量,当代社会则成为完全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品。

  

   上面的讨论给我们进一步分析分配问题提供了基础。下面我们主要以权利开放社会为对象进一步展开对分配问题的讨论。

  

三、分配的本质—资本定价难题

  

   权利开放社会的分配问题,要比权利限制社会更为复杂,至少在理论的解释方面是这样。在权利限制社会,如前文所说的传统农业社会,至少再分配关系由军事领袖主宰。“好的分配关系”是增进综合军力的关系,但总有军事领袖不能建立这种关系。在权利开放社会,军力最大化已经不是采用何种分配关系的主要理由;维护自由与权利平等成为建立分配关系的重要约束条件,至少在近200年来兴起的先进的“共同价值观”是如此。有了这种约束条件,我们对分配问题的讨论就可以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与成败相勾连的是非判断,而是与社会文明进步有关联的理性判断。本文将指出均衡价格形成的诸多困难及其对分配的影响。

  

   各类资本提供服务时的定价机制即为分配机制。经济学假设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也即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可以产生交易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此种情形下,实际上没有外部性,也没有所谓公共性问题。这个时候各类资本所获得的服务报酬,即它们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报酬是效率最大的报酬。但是,因为存在以下几种情形,实践中的要素定价机制,即分配机制,并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第一,任何类型的资本服务均存在外部性问题,即公共性问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交易成本为零不可能;交易成本足够大时,甚至会阻碍交易的发生,产生资源浪费。交易成本包括一般的衡量费用,结构变化不断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支持的机会主义行为后果。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形看做“市场失灵”,那么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政府自己会不会发生“政府失灵”问题?这些都是真问题。

  

   第二,即使在某些交易活动中市场失灵程度很低,也还会发生交易的“公正性”问题。由个人资本与知识资本构成的人力资本,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存在差异。如果按竞争性原则确定收入分配,人力资本负载水平低的人群会陷入贫困。让穷人获得发展机会,即使在权利限制的传统农业社会,也会成为宗法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的社会伦理,并被看做社会正义的内在准则。现代社会更将帮助穷人看做基本社会行为规范。帮助穷人的标准确定尽管有某些规律可循,却也不由市场交易规则直接决定。这种情形下,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交易成本“不可计算”的问题,而是“不愿计算”的问题。人们在物质丰裕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公正性观念,对有的资本定价的合理性不愿意计较,容忍这里的分配问题不去由市场决定。微观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都没有在这一点上形成理论解释范式。

  

   第三,交易中风险不对称对权利配置的影响。各类资本的服务特性不同,在服务合作全过程,不同类型资本所有者的风险不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不同。我们在后文要指出这种风险不对称如何影响收入分配。风险大的一方会寻求对不同资本间服务合作的控制,以求降低风险;而风险小的一方会让渡合作过程的控制权,否则合作不能达成。从实践中看,这种控制权让渡所产生的权利不对称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而市场本身很难对这种权利滥用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可能降低市场效力。

  

第四,如果说因以上原因会发生市场失灵问题,那么有没有能够替代市场机制、并能完全补偿市场失灵的后果而实现交易均衡的定价机制?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所谓“市场失灵”本来是一个词不达意的说法,它所指的其实是一种交易的定价成本过高所引起的情形。这种情形下的服务缺失,可以由第三方提供,仍然会产生交易成本,只不过表现为第三方机构的管理成本;同样情形下第三方针对市场交易的外部性而进行的价格干预(如税收),也会产生成本。这里的第三方,视需要解决的所谓市场失灵问题的不同情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等。这里呈现的复杂情形会对各类资本服务合作的定价,即我们所说的收入分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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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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