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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辉:以劳动者为本位——关于共同富裕的一条思考路径

更新时间:2022-11-16 19:58:30
作者: 陈明辉  

  

   摘要:  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但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对自己的主人翁身份产生了怀疑,转而纷纷以打工人自居。从法学视角来看,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一个整全性的劳动者概念,而只有被部门法层层分割开来的劳动者概念。1982年宪法上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原本能够覆盖所有的劳动者,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劳动者被分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两类群体。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有着干部、工人和农民的身份差异。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部门法上的劳动者分化为人事关系中的劳动者、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劳务派遣中的劳动者、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和自雇劳动者这五大类型。从现实处境看,不同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以劳动者为本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项核心内涵,推进共同富裕必须以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为制度变革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  劳动者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 劳动宪法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1]

   ——习近平

  

   引言

   2020年,一句“早安,打工人”引爆网络。无数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甚至部分公务人员也竞相以“打工人”自居。这与建国初期的“主人翁”话语形成了鲜明对比。[2]话语是对现实的说明,话语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变化。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是国家的主人。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的三个方面——经济所有制、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者在法律上的身份地位及其现实处境也随之改变。

   不少研究指出,现如今我国劳动者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量的国企工人和农民被抛入市场沦为雇佣劳动者,成为新的工人阶级。[3]这群数量庞大的新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未受劳动法律体系的有效保护。[4]故而,有学者声称我国工人国家的宪法定位与工人的实际状况存在强烈反差。[5]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及其权益保障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宪法问题。现行宪法使用“劳动”概念29次,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国体条款、经济制度条款和劳动权条款都是直接涉及劳动者问题的核心条款。这些宪法规范构成了劳动宪法的核心依据。在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确立之后,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及其现实处境尤其值得宪法学的关注。

   一、宪法上的劳动者

   何为劳动,谁是劳动者?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深究起来非常复杂。劳动包括三种含义:(1)广义的劳动,泛指人类一切有目的的活动;(2)中义的劳动,泛指人类为了维持和改善生活的劳作;(3)狭义的劳动,在他人的指挥监督下劳动以换取物质生活资料。[6]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下,劳动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现在还出现了管理、投资、服务,以及数字劳动等新型劳动形式。[7]1982年《宪法》制定之初,仅区分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种形式,其所对应的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三个群体,他们被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后来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涌现出了其他形式的劳动和劳动者。这部分群体被宪法修正案确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原先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其宪法地位均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原初意涵

   “社会主义劳动者”是1982年《宪法》创设的一个概念,此前的几部宪法均未使用过这一概念。此前,在各类党政文件中,最常用的是作为全体劳动者集合的“劳动人民”概念。[8]类似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表述最早见于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9]1962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时,正式用到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概念。他讲道:“他们在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10]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也使用了这一概念。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不再站在劳动者的对立面,“从事体力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11]

   宪法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范围规定地相对明确。1982年《宪法》第十自然段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里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即是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12]彭真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组成这个政权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人数增长了许多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大。广大农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从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民。知识分子的人数也增长了许多倍,从总体上说,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剥削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原来这些阶级的成员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3]

   关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界定标准,彭真的报告中有一个重要表述——“自食其力”,也就是以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在社会主义理论中,劳动不仅具有物质生产功能,而且具有精神改造的面向。如果说自由是人的本质,那么是劳动使人自由,劳动使人成为人。也只有人人都劳动的社会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废除私有制,废除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压迫,让所有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让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锻造出来的。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绝大多数人要么是国营经济中的工人,要么是集体经济中的农民。在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体制所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中,劳动既是一项权利(这项权利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分配工作岗位),也是一项义务。而那些游离在体制外的人员,则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纳入劳动教养制度的规训之中。[14]后一部分人数量极少,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劳动者”与“人民”几乎完全一致,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公民”。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地位到达了历史最高点,是名副其实的主人翁。这种主人翁地位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在政治制度上,全体劳动者是政治上的主权者;第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第三,在工作单位的管理上,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劳动者能参与单位的民主管理;第四,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发放粮票、肉票、布票等商品凭证取代以金钱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消灭了私有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第五,在劳动关系上,消除了雇佣劳动关系,实现了自由劳动,并依托工会维护劳动者利益;第六,劳动者承担了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遵守劳动纪律等特殊义务。

   可以看到,此时的劳动者地位并不只有《宪法》第一条的宣示,而是由经济所有制、分配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中的民主制度和工会制度共同支撑起来的。劳动者被镶嵌在一个个的公有制经济单位之中,是由单位负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单位人”。[15]不过,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阶级并没有享受到“单位人”的种种福利,他们被固定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风险的承担者。[16]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人都在公有制经济内从事生产,因此尚能维持着“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纯洁性。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当国家不能为城镇青年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时,国家发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城镇青年在农村地区实现就业。[17]然而一系列政治运动,加上公有制经济体内部的管理问题,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走出危机,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拉开序幕。1979—1984年的农村改革,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生产方式的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夜之间,让全国农民变回了单打独斗、自负盈亏的农户。为了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该决定提出发展城市劳动者个体经济,并明确肯定了个体劳动者的地位—“——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同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样,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都是光荣的。对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应与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视同仁。”[18]

   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商品经济回来了,雇佣劳动也回来了,出门打工甚至成为几亿农民家庭的出路。1982年《宪法》第十一条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从公有制经济中走出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劳动者,在1982年宪法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在非公有制经济产生之后,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劳动者就难以直接划等号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的劳动者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

   2000年12月,江泽民在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19]次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2004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社会主义建设者”写入宪法序言,与“社会主义劳动者”相并列。自此,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正式开始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对待,这才有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共党组织,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作政治安排,担任工商联会长(主席),开展评选和表彰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活动,等等。

与公有制经济内的劳动者相比,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的绝大多数劳动者基本上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参与企业的管理过程,不实行按劳分配,更不享受公有制经济内的福利保障。这也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劳动者分化出来、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这部分人已经丧失了原先宪法所承认的尊荣和地位。社会主义建设者是经济体制改革塑造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单位属于非公有制经济,因此他们不属于社会主义劳动者。但是,从社会主义劳动者变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是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数量不断扩大,并且大有赶超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有劳动力8.11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42亿人,乡村就业人员3.32亿人。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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