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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付才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经济学手册》专题(五)

更新时间:2022-11-16 18:19:24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付才辉  

  

   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竞争优势则是管理学的核心概念。在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的本质是,决策者选择不同方案的机会成本高低,是一种分析方法。但即便在贸易领域也有众多关于机会成本或相对价格高低来源的比较优势理论。例如,李嘉图理论中的技术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中的禀赋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克鲁格曼理论中的多元偏好与规模经济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杨小凯理论中的分工经济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等等。在管理学中,竞争优势的本质是,竞争者实施不同方案创造的经济价值的大小。同样,即便在战略管理领域也有众多关于创造经济价值大小方式的竞争优势理论。例如,基于市场结构的波特企业竞争理论、基于市场过程的动态竞争理论、基于资源租金的资源基础理论,等等。事实上,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但源于经济学原理,即所创造与获取的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相对大小,也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即和其他竞争者相比能够以较低的机会成本生产商品和服务(Barney & Clark,2007;保罗·海恩等,2017)。

   一、 比较优势:概念本质与理论拓展

   (一)比较优势的滥觞

   为反对英国的《谷物法》,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概念。此后,经济学的方法和主题出现了巨变,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史的双重分水岭”。

   李嘉图得出的经济学洞见是:就两国贸易而言,重要的不是各自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各自的机会成本。李嘉图在贸易上的看法比斯密更加一般化:没有各自的绝对优势也可以贸易。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虽然在当时讨论的是贸易问题,却首次提出了机会成本这一用于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分析的一般性工具,也使得机会成本成为各种比较优势理论的统一内涵,而不局限于贸易理论。机会成本这一经济学基本工具的引入使得李嘉图比斯密更具有一般性,即比较优势比绝对优势更一般。从而,在李嘉图之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系统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运行以及政府的影响,并通过边际革命推动了古典经济学迈入新古典经济学时代。

   李嘉图重新调整了经济学的关注点,将其从古典经济学关心的动态经济增长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关心的静态资源配置,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关于跨期资源配置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解释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止(Landreth & Colander, 2002)。在《国富论》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分工来内生促进的,而不是像后继者李嘉图那样假定“英国的劳动生产率翻一番”是外生给定的,也因此斯密的绝对优势其实才是内生的比较优势,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反而是外生假定的(Yang, 2001)。诚如杨小凯(1998)所深刻指出的,这种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外生与内生比较利益的差别,它们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前者关注结构拓扑性质的变化,而后者仅关注资源配置非拓扑性质的变化。

   (二)比较优势的本质:理性选择的机会成本

   一方面,比较优势概念的诞生引入了机会成本的概念,从而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方法的基础(第一重分水岭);另一方面,比较优势原理对贸易的严谨分析却意外地让现代经济学滑入了资源配置的新古典范式,而远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内生结构问题(第二重分水岭)。之所以对比较优势有如此之多的争论和误解,一方面是由于对概念方法的本质缺乏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对不同类型的比较优势理论缺乏深刻的辨识。第一重分水岭意味着比较优势概念的本质是决策者选择不同方案的机会成本,是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是唯一可以作为先验条件接受的公理,即是现代经济学的“本体”——理性选择,除了贸易现象还可以广泛应用于所有的人类行为现象(Becker, 1976)。第二重分水岭则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有很多具体类型,如基于(外生的或内生的)技术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配置的或结构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规模报酬与多元偏好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外生的或内生的)制度的比较优势理论,等等。即便在贸易领域,正如罗纳德·芬得利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比较优势”词条中指出的,作为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除了国家之间,也适用于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只要经济主体之间的偏好、禀赋、技术存在任一差别,都可以产生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即比较优势,并可通过贸易改善配置效率。

   然而,比较优势的本质并非某类比较优势理论,而是作为理性选择核心机制的机会成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做出决策,但是要找准真实的权衡取舍、准确理解机会成本也并非易事。由于缺乏比较优势的本质是机会成本这点认识,包括经济学家的不少人认为比较优势概念的运用也只限定于贸易范畴,或者仅囿于各种版本的李嘉图模型或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至作茧自缚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资源配置范式(Lin & Chang, 2009;张军,2013;贾根良,2018)。

   (三)基于配置范式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从1817年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分析贸易问题以来,基于配置范式的不同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层出不穷,而且日趋成熟。不论是基于标准的完全竞争和新古典技术,还是基于垄断竞争以及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抑或建立在微观企业或细分区域基础上的异质性,以及是否引入贸易摩擦和制度因素,统一的表现形式其实都是由商品相对价格高低所决定的贸易或分工模式,而影响商品相对价格高低的渠道不外乎偏好、技术与禀赋以及包括制度在内的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事实上,关于贸易的比较优势模式所取决于技术、禀赋与偏好的复杂“一般均衡”关系的讨论,早已见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中。后续的进步只是随着建模技术以及各种可得数据的提高,通过严谨的分析甚至复杂的一般均衡模型,理顺了各种可能的甚至细微的贸易模式。换言之,过去两百年来,经济学依然尚未成功运用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理性选择的机会成本)来解释作为影响贸易模式(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外生前提条件的技术、禀赋与偏好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这或许才是下一代比较优势结构理论的方向。

   (四)基于结构范式的比较优势结构理论

   Grossman & Helpman (1990)率先将内生增长的罗默模型(Romer,1990)置于两国开放经济情形中,也就将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的内生化了。然而,正如达龙·阿西莫格鲁(2019)在其教科书《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中所总结的,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与市场均衡分析技术内生选择面临两大挑战:其一,不同于给定生产集(生产函数)中的配置(投入产出)是确定的,创新就其本质而言包含对未知事物的发现,难以为技术建立元生产函数(即生产函数的生产函数,meta-production function),亦即创新可能性边界是未知的(熊彼特,1912);其二,不同于配置中的商品(纯公共品除外)是竞争的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创新是非竞争的以及规模报酬递增的,难以兼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对于第一点,尽管经济学界存在争议,但经济学界坚持认为创新只要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就可以予以理性分析,即假设技术的元生产函数是存在的;对于第二点,假设技术的元生产函数是存在的,那么创新就是研发投入的产物,不论创新的收益是创造了新产品还是提高了产品质量抑或降低成本,如果不能通过专利保护或商业秘密抑或创新专用性垄断创新的收益,理性的经济主体就不会有创新的激励。从而包括新增长理论在内的主流经济学界逐渐放弃了适用于配置分析的完全竞争假定,转而使用垄断竞争假定。可以想见,前沿创新在发达国家即便充满不确定但在激励之下也不可能研发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

   尽管内生增长理论与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公理化体系不相容(新古典贸易理论仅仅是其一个分支),却把其前提条件内生化了,进入一种不同于仅内生配置的结构范式。然而,基于研发驱动的前沿创新理论并不适用于前沿内部缺乏自主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前沿技术创新理论虽然大体上能够解释工业革命以来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总体增长,但也不能解释与之相伴的结构变迁。根据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在18 世纪之前,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增长,每年只有0.05%,需要1400 年的时间人均GDP才会翻一番。从18世纪开始,西欧这些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速突然加速了20倍,增加到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减少为 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欧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速又翻了一番,提高为每年2%,人均GDP翻番所需时间进一步降为35年。英国第一次人均收入翻倍用了58年(1780—1838年),而美国只用了47年(1839—1886年)、日本用了34年(1885—1919年)、韩国仅用了11年(1966—1977年)、中国仅用了10年(1977—1987年)。西蒙·库兹涅茨在1966年发表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将西欧等发达国家从18 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加速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然而,库兹涅茨在该书开篇通过经验事实总结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却远远超出了目前增长理论的范畴:“我们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定义为人均或劳均产出的持续增长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全面的结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西莫格鲁2009年在近半个世纪后发表的同名著作《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中坦诚,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尚不能提供一个统一分析框架来分析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阐述的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全面结构变化。阿西莫格鲁的坦诚也一针见血:即便新古典贸易理论可以解释19世纪作为农业国的美国与工业国英国的贸易——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罗伯特·利普西,2018),新贸易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作为工业国的美国与工业国英国的贸易——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制造业产品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一半(彼特·林德特,2018),但无法解释美国为何会成功实现这种贸易结构的逆转。

   而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经历的曲折经济增长和跌宕结构变迁就更加惊人。例如,1980年时中国的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占到进口总额的65.22%,初级产品的出口则占到出口总额的50.3%,进口总额占到GDP的6.5%,出口占到6.0%,两者合计占到GDP的12.5%;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上升到26.72%,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上升到35.39%。到2017年,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的12.7%,远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到2016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仅为5.01%,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则上升到94.99%。改革开放之后,为何中国国际贸易一路高歌猛进并伴随剧烈的贸易结构升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中国也经历了激进的工业化但为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微不足道而且还不断萎缩?例如,与美国在19世纪用了整整六十年才将第二产业的比重提升15个百分点(1840年为17%、1900年为31%)不同(罗伯特·高尔曼,2018),中国在“一五”期间就把第二产业的比重提升了16个百分点(1952年为20.8%,1958年为36.9%)。1953年中国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的比重为1.5%,此后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0.6%(Nicholas, 1994)。1960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为4.43%,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为4.31%,然而到了1977年这两项比例也萎缩在4.09%和4.3%。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还超过一半。

林毅夫(201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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