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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付才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经济学手册》专题(五)

更新时间:2022-11-16 18:19:24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付才辉  
2012,2014,2017,2020)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一个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转型都内生化,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里。其理论核心是,每一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最优生产结构(产业与技术),此即基于结构范式而非配置范式的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要素禀赋结构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起点,即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是给定的,是这个经济体在该个时点上的总预算。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各种要素禀赋的相对量不同,结构不同。要素禀赋可以随着时间变化,要素禀赋增长的速度不一样将会导致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对于处于世界前沿内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可供各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者选择的、给定的、外生的、资本密集度各有不同的产业和技术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在不同的产业上会有不同的要素生产成本,采用不同技术的成本也不一样,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各个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的经济体会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相对丰富,其产业会集中在资本相对密集的区段,并且采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反之,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则会集中在资本使用相对少的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并采用资本使用相对少的技术来生产。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一样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同时,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从任何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这个经济体就会不断进入到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并且,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并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本密集度提高,所用的技术也会资本越来越密集,规模经济变得越来越大,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投资需求和风险不断增加,对硬的基础设施,包括对电力、道路,和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等的需求会越来越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劳动者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发生变化,社会组织、价值观等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只有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能够随着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需要不断完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使得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得到最大的释放,从而将比较优势从潜在变成实在,进而使实在比较优势具有竞争优势。所以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软的制度安排内生于产业和技术结构,而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就把整个新古典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一个分支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变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Lin & Xing, 2020)。不能看到都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就把新结构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尤其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或HOS模型)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应用(张军,2013)。不同于配置概念的结构概念并非新奇的概念,而是一直隐藏在配置身后的概念。没有结构就不可能有配置(Coase, 1998),而没有配置(注意没有配置与配置零资源是两个概念,即配置零资源意味着允许不生产)结构也将是一个空壳。在新结构经济学中,要素禀赋结构与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结构这两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最核心、最基石、最关键的理论,所有其他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都以此作为底层逻辑。

   要素禀赋结构形式上与用于配置(特别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别无二致但另有内涵,同样生产结构也常常与配置在生产结构上的配置结构相混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结构作为经济体的基本面藏在经济运行也就是资源配置的幕后。因此,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即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与技术选择,而不仅是给定产业与技术下的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最优配置。当且仅当在新古典一般均衡外生给定的禀赋与(已包含产业)技术中的技术状态恰好是该禀赋所内生的最优技术状态时,新古典一般均衡的配置均衡才与新结构一般均衡中的配置相同(付才辉,2018),这其实就是林毅夫(2002)早就指出的“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讲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的比较优势本质上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安排——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HOS模型)讲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的比较优势本质上是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贸易模式——贸易模式仅仅是给定生产结构的跨国配置。生产结构的选择在禀赋结构约束下有代价即成本,但所选择的生产结构必然有功能即其收益,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是比较优势的结果则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取舍。当然,除了经济收益,如果产业与技术的选择还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额外收益,那么这种权衡取舍当然要做出新的调整。因此,在禀赋结构约束之下,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不论是经济的还是国防的),一种生产结构选择的机会成本越小其比较优势越大、机会成本越大其比较优势越小——这种选择既可以是竞争性市场中主体的优化与均衡的结果,也可以是其他市场结构下的选择与均衡,亦或是非市场情形的选择与均衡。需要注意的是,禀赋结构的内涵非常丰富,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也足够灵活,还可以纳入其他诸多因素。当然,这只是最底层的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由于其他结构安排如金融结构、环境结构、空间结构、教育结构等等上层建筑结构的最优安排也是内生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所以广义上讲都可以称之为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这当然也包括开放结构中的贸易结构。所以,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囊括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相反。例如,HOS模型是标准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Jones, 1965) ,即两个国家用两种要素生产两种产品,其假定也是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两国居民的偏好相同、技术相同,但要素禀赋结构不同——这不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的产业与技术也不同。由此可见,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事实上已经克服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最不合理的假定(芬斯特拉,2013)。而且,即便在满足要素密度不发生逆转的条件下要素禀赋也会对要素价格产生影响,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不成立,如果结构效应起到支配作用的时候,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和罗布津斯基定理也完全有可能不成立。也因此,某类非平衡增长理论文献(Herrendorf et al., 2014)尽管可以用特殊假定下的罗布津斯基定理来刻画(封闭经济的)部门间的资源再配置随着经济体总资源禀赋的变化而变化(Acemoglu & Guerrieri,2008;Ju et al.,2015),但其实并非属于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的范畴。

   (五)结构升级: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是动态的

   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在新古典的框架下解决芬斯特拉(2013)提出新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难题:“即便我们接受,通过允许国家间存在足够大的技术差异可以使HOV(Heckscher-Ohlin-Vanek)方程完全拟合,但这避开了一个问题:这些技术差异来自哪里?”即这些技术差异来自禀赋差异,而不是传统理论范式中将技术与禀赋视为独立的外生变量,也不必依赖于内在增长理论的垄断竞争范式或者言必称制度。虽然在给定时点上,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是给定的,但却可以随着时间而变化,即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在本质上也是动态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结构升级的速度是最快的,违背比较优势发展导致的结构扭曲反而会导致停滞甚至倒退(Bruno et al., 2015;陈斌开和伏霖,2018)。因此,正如罗纳德·芬得利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比较优势”词条中指出的,“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中提到的‘动态’比较优势的不确切说法,大部分是出于误解,因为它企图在生产能力发生必要的变化以达到高效率生产之前,通过贸易保护来改变生产格局。”同样,关于“比较优势陷阱”的说法大部分也是出于误解,因为它故意或者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旧范式把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与禀赋结构割裂并对立,仅把固定不变的产业与技术下的由禀赋结构决定的贸易模式称之为比较优势,而仅把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看成是冲破“比较优势陷阱”的动力,这事实上也是后文将论及的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曲解的原因(洪银兴,1997;Lohrmann,2000;樊纲,2020;刘培林和刘孟德,2020)。

   在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中,不仅贸易模式而且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本身也都由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确实如蔡昉(2011)在论及“中等收入陷阱”时所指出的,“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不在于表象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而应该在于决定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禀赋结构升级(林毅夫,2014)。禀赋结构升级不外乎如下几种方式(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发现了新的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总量毕竟是有限度的;掠夺别国的资源,比如西方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代血腥的殖民运动,但当今的文明时代这显然是可耻之举而且在和平年代也行不通;以和平和公平的方式吸引外部资源流入,比如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就从1983年的23亿美元飙升到2021年的1735亿美元,尽管增速惊人但其实占中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依然很小,2021年也仅约2%。因此,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积累,积累速度取决于可供积累的剩余(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的倾向(资本回报率),而这又取决于产业与技术的选择是否符合当期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以及是否消除了软硬基础设施瓶颈(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2020)——事实上这也是破解“卢卡斯之谜”吸引资源流入的根本(Lin & Wang, 2019)。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储蓄率很接近,但20年之后东南亚的储蓄率比拉丁美洲高20个百分点(付才辉等,2021)。这也是亚洲四小龙能跨过而拉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王丽莉和文一,2017)。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一般大众都并不认可东亚奇迹,尽管有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报告背书。克鲁格曼认为亚洲四小龙只是发挥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没有创新从而不可持续(Krugman,1994)。在其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克鲁格曼的观点大行其道广为接受,尽管也有相关的理论与核算之争(Young,1995;Hsieh,2002;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这种流行思潮认为单靠比较优势无法迈向世界前沿,必须要从依靠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然而,如前所论及的,这种观点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以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创新不能与要素禀赋相割裂(Aghion & Howitt,2009;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都有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则需要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而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又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所驱动的,只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技术不同而已。事实上,这种流行观点也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在1997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PWT10.0),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与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已经达到美国的94.66%、69.62%、61.2%、53.11%,其后依然保持了强劲势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水平于2004年和2005年超过美国,中国台湾2011年达到美国的80%,韩国2019年达到美国的67.46%。遵循同样比较优势发展规律(Lin et al., 2016; Lin, 2017),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并能够在21世纪中叶达到美国的一半(林毅夫,2021)。

   二、 竞争、竞争优势及其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一)竞争与竞争优势及其理论类型与统一本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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