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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希 黄卓: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证据

更新时间:2022-10-20 17:17:29
作者: 李三希   黄卓  

  

   摘要:本文详细梳理和论述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证据。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数字经济本身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融合发展,三是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三个层面出发,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本文介绍了本期专辑入选的五篇论文。

  

   一、引言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数字经济单独成篇,并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由高速增长转向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高质量增长。研究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涉及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数字经济本身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中,平台占据着绝对重要的位置。平台是数字经济中最成功的组织模式。美国的数字经济如果去掉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脸书 (Facebook)、苹果(Apple)等平台企业,中国的数字经济如果去掉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字节跳动、百度、京东等平台企业,将会黯然失色。因此,平台的高质量发展,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代表着数字经济本身的高质量发展。平台因为大大缩小了供需匹配的摩擦成本从而快速崛起,跨边的网络外部性使得平台企业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因此,平台企业在对数字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垄断与治理的问题。平台高质量发展不可避免要对这些核心问题做出回应。

   第二个层面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数字技术促进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在需求、供给以及供需匹配的市场交易层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公平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显然。数字经济对区域的协调发展、就业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既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这也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市场和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可以改进经济效率,但是无法自身调节公平的问题。要使数字经济更好地与实体经济融合,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数字经济改进经济效率的机制做细致深入的研究,更要对数字经济如何扩大或者缩小社会不平等进行深度思考。

   第三个层面是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还不完善,且无成熟的经验可借鉴。数据确权问题、隐私保护问题、数据孤岛问题以及数据交易机制问题,即使在欧美等国也无标准答案可以借鉴。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正在努力探索,理论与实践有望在这一领域擦出火花。

   从上述三个层面对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学术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更好地帮助学者和实践者厘清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在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实现数字经济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正是鉴于这一理由,我们组织了本期专辑,与学界同仁们一起探讨这一重大命题。本文也将从这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提炼,总结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背后的机制与证据。

   二、数字经济平台的高质量发展

   (一)平台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双边市场理论

   在平台经济理论中,“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s)与“平台”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与简单分为买卖双方的单边市场不同,平台经济是以双边市场为载体,双边市场以平台为核心,通过实现两种或多种类型顾客之间的互动或交易获取利润。一般认为,双边市场的核心特征是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在双边市场中,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平台进行交易,并且一边用户使用平台进行交易所获得的收益或效用会随着另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大(Rysman,2004; Armstrong, 2006)。Rochet and Tirole(2006)则使用“价格结构非中性”来定义双边市场。他们认为,只有价格结构影响交易量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双边市场,而如果价格结构并不影响交易量,则双边市场等价于单边市场,价格结构非中性的必要条件是平台对交易的收费无法在平台不同用户群之间自由转移。

   可以看到,使用价格结构非中性的定义更为狭窄,而使用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定义更为宽泛。平台在撮合交易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内部化不同用户组之间的网络外部性。基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平台定义,较好地抓住了平台的本质特征。需求端的规模经济使得平台市场必然会造成垄断或寡头的格局,很好地解释了现实中平台具有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这一基本事实。而基于价格结构非中性的定义则很好地解释了现实中平台的定价行为,并用来判断这样的定价行为是否具有反竞争效果。

   (二)数字经济平台反垄断与治理

   1、应该担忧平台领域过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吗?

   平台最大的特征就是需求端的规模经济,即用户之间的网络外部性。平台用户基数越大,对用户的吸引力就越大,因此平台通常会发展成大规模企业。平台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在学界和实践界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

   学界有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科技巨头的兴起带来很强的反竞争效应,对科技巨头反垄断要用重拳。其代表人物是新布兰代斯学派的旗手丽娜·M. 汗(Lina M. Khan)。汗因其在2017年发表了影响力巨大的文章《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Khan, 2017)而声名鹊起,在2021年被拜登政府任命为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在该文中,汗对美国当局在反垄断上的保守行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对美国反垄断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芝加哥学派。汗认为,芝加哥学派使美国反垄断过多关注竞争的结果,尤其是过多关注价格与消费者福利,而忽视了对竞争结构和竞争过程的关注。对价格和消费者福利的过度关注使美国反垄断当局在面对庞大的数字企业时,失掉了锋利的牙齿,因为这些大型数字企业似乎的确在给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从而可以轻易逃脱反垄断调查。但是,在汗看来,关注消费者福利的单一目标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初衷,即“促进多样性与市场进入,反对高集中度与市场势力滥用”(Khan, 2017, p.740)。汗认为,聚焦于消费者福利会使人们忽视过度集中带来的其他危害,“比方说,使企业能够挤压供应商和制造商、危害系统稳定性(譬如,允许企业‘大而不能倒’)、损害媒体多样性,等等”(Khan,2017,p.743)。因此,“保护这些利益,要求反垄断法的分析框架关注竞争过程的中立,以及市场结构的开放。”(Khan,2017,pp.743-744)一言以蔽之,汗可以被称为反垄断的新结构主义者,主张企业做大本身就是罪,分散的市场结构才是健康的市场结构。汗提出了两种解决数字企业垄断问题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回归到分散的市场结构,对亚马逊等大型企业进行拆分;另一种思路是像规制公共事业单位一样对大型数字企业进行严格的规制。

   另一类观点与新布兰代斯学派不同,而且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拥护,他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拥抱巨型平台的兴起,认为过度担忧是不必要的。Jullien and Sand-Zantman(2021)认为至少有三种力量阻碍了完全垄断市场结构的形成。第一,平台之间的差异化。尽管平台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交易场所,但是平台会提供不同的服务,从而会产生平台差异化,使得不同消费者选择不同的平台。平台的差异化还有可能来源于网络效应,比如,在平台用户的一边,存在某种形式的拥挤,则随着用户基数的增大,拥挤可能会使消费者转而选择用户基数更小的另一个平台。第二,消费者的多栖性。如果用户可以选择同时在不同的平台进行交易,比如商家可以同时在京东和淘宝开店,消费者可以同时在京东和淘宝购物,则网络效应的效果将会被减弱,从而多个平台可以同时存在。第三,平台之间的兼容性。如果平台之间可以互相兼容,则消费者没有理由只选择某一个特定的平台。Jullien and Sand-Zantman(2021)认为,与供给侧的规模经济不同,需求侧的规模经济承载了更多的异质性和差异化的可能性。考虑到数字市场的低进入成本,即使某个市场暂时出现了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竞争者也非常有可能从某个利基市场切入,通过提供某个差异化的产品,形成对在位者的巨大竞争威胁。Weyl and White(2014)的观点更为激进,他们认为在双边市场中,市场均衡的集中度不是过高,而是过低,原因是厂商进入市场时未考虑给其他企业带来网络效应的负外部性。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鼓励平台合并,增加市场集中度。Tan and Zhou(2021)有类似的结论,在给出了一个多边市场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后,作者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平台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价格和平台利润越高,消费者福利越低。

   2、平台的竞争策略具有反竞争效应吗?

   经济学界在反垄断上面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反垄断反的是市场行为,而非市场结构。因此,经济学家们充分利用博弈论与微观计量等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厘清厂商行为反竞争的边界。在单边市场中,已经发展起来成熟的分析方法。前面提到,双边市场与单边市场具有巨大差异,因此也对反垄断的经济学分析带来挑战。下面将详细对平台的竞争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从经济理论视角回应社会关心的相关热点问题。

   (1)低于边际成本定价:掠夺性定价?平台经济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免费和补贴。大家常见的社交服务、搜索服务、电商购物服务均对消费者免费。此外,在平台发展初期,都通过大量补贴来吸引消费者或商家加入平台。很显然,定价均低于平台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在反垄断领域,这涉嫌掠夺性定价。双边市场理论的研究告诉我们,由于双边市场的特殊性,使得判断垄断定价行为变得复杂:低于边际成本的定价不一定是掠夺性定价,高于边际成本的定价也不一定代表平台具有很高的垄断势力。

   这一结论来源于双边市场的价格非中性。Armstrong(2006)和Rochet and Tirole(2006)的研究表明,平台向双边用户的收费结构,取决于双边的需求弹性以及一边对另外一边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大小。交叉补贴在双边市场是理性的定价模式:企业应该为需求弹性高和对另一类参与者的外部性很大的参与者提供补贴,而对另一边收费。换言之,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收费模式是平台的最优选择。交叉网络外部性使得平台的双边用户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如果买家增多,会吸引更多卖家加入平台而更多卖家加入平台,则会吸引更多买家加入平台。对于平台,存在一个最低网络规模,当用户数超过这个规模时,平台能够在正反馈的作用下快速扩张。要突破最低网络规模,就需要解决交叉网络外部性带来的用户协调问题,也即所谓鸡蛋相生的问题(Rochet and Tirole,2003),解决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办法是对一边用户进行价格补贴。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中平台发展初期,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对消费者疯狂补贴的策略。

   双边市场理论因此向反垄断实践者给出理论指导:看到低于成本定价,不能简单定义为掠夺性定价;同理,看到高于成本定价,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存在市场势力。在双边市场,应该综合两边定价来进行综合判断。

丽娜·M. 汗对双边市场理论不以为然,认为这一理论为科技巨头逃脱制裁提供了方便(Khan,2017)。汗认为任何导致市场结构过度集中的行为都是反竞争的。从结果来看,科技巨头低于成本定价的确导致了其在市场规模上的宽松扩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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