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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书:政治家的历史意识

——从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编写谈起

更新时间:2022-09-29 09:40:50
作者: 周良书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分别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主持下编写的。就历史意识而言,他们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在“历史决议”的编写中,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一脉相承的共同点。一是用发展的与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人物与事件;三是关注并尊重历史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四是分析历史的联系、揭示其内在的规律。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历史决议  政治家  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它是人们在继承历史、创造历史中逐步形成,并最终内化为主体自身精神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对政治家来说尤为重要,是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必备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无不具备这种自觉意识,所以他们才能比常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才能从历史联系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体现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们的个人著述中,也体现在他们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

  

   一、毛泽东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完成的。在此以前,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文件。虽然中国共产党早有总结历史经验的传统,所以每次中央全会总是要回顾上一阶段工作,然后做决议指导下一阶段工作,但是这些文件都不可能像这个决议,对党史作如此长时段的总结,在党内作如此大范围的讨论,它们当中有些甚至都不是由党独立自主完成的。胡乔木说:“以前有一些决议是苏联人或共产国际的人写的,写好了拿到我们党中央来通过,如八七会议的决议。别人代我们总结,我们予以通过。”①这也在毛泽东的回忆中得到证实:“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②

  

   这种情况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有所转变,只是当时党还不可能很从容地对历史问题做总结。但毛泽东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③不过这种历史意识还未能落实到党史研究中来。事情在1940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党中央打算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中共七大,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于是决定编印《六大以来》文献资料,以为党的七大召开准备材料。

  

   这项工作由毛泽东亲自负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党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过去长期遭受“左”倾路线的压制和打击,对其严重危害有很切身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等党的文献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没有看到过的材料,所以对“左”倾路线有更系统地了解和更深刻地判断。但是,毛泽东有这样的认识,并不等于全党都有这样的认识,甚至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还存在着分歧,这表明中共七大召开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党中央于1941年9月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此拉开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中央还把《六大以来》分发下去,让大家阅读学习。这件事对全党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很大。会后,毛泽东不仅亲自起草会议的“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而且还到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说: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④。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这个委员会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结论草案”为底本,并吸收整风以后各次中央会议形成的新认识,于1944年5月写成“决议”草案稿。此后,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党的其他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对决议稿又进行多次修改。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是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历史由来。

  

   这个“历史决议”凝聚了全党的智慧,也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对此,胡乔木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⑤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构思和修改”。首先是“构思”,这个“历史决议”体例和叙事方法是毛泽东的,即沿用“结论草案”的做法。其最大特点就是“先破后立”,即先论述党内的“左”倾、右倾错误及其表现,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社会根源,然后再说明“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正确的”⑥。其次是“修改”。在这个决议的“抄清件”上毛泽东至少有过七次修改。比如在第一次修改中,他将题目正式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第二次修改中,他明确提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⑦。

  

   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政治家,毛泽东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家,所以对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他不仅关注其由来与实质,更关注其效果与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所体现的就是一个政治家所特有的历史意识。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民主集中”。毛泽东说:“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⑧这里说的是“民主”,同时他也强调“集中”,因为写决议就是要统一思想。毛泽东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⑨

  

   第二,强调“团结同志”。这个“历史决议”中说:“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是不正确的”。⑩对此,毛泽东解释说:“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11)

  

   第三,注重“自我批评”。这个“历史决议”中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12)对此,毛泽东也有解释并作自我批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13)

  

   二、邓小平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

  

   中共历史上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完成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留下两大问题需要党中央予以明确回答,即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此,早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关于文化大革命”,“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14)。

  

   然而事情在1979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从“左”的方面过来的,主张全面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右的方面过来的,主张全面清算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取消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有一部分人甚至公开表示,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对毛泽东也应当“采取同样做法”(15)。其实质是通过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抹去现实中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79年11月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以及“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哪些内容”(16)。这项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拟出“历史决议”的提纲,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后并不满意,认为铺得太宽了,要写得集中一些。他还向决议起草小组提出三个“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邓小平特别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对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17)

  

   但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并不顺利,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讲清楚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毛泽东逝世,一共只有27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中间十年虽也“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最麻烦的是后十年,在此期间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18)。邓小平要求起草小组接受陈云意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19)这是一种从整个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个片断,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主义方法。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起草修改和反复讨论,终于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在此过程中,邓小平不仅提出“总的原则”,而且还为之确定“基调”和论证方式。这个“历史决议”的最大特点就是“先分后合”,即先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强调“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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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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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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