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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迷思

更新时间:2022-09-27 09:13:12
作者: 王义桅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从理念到现实,彰显中国的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也引发国际学界的关注。近年来,西方理论创新不足,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抬头,全球国际关系学开始流行,激励了本土化、原生性中国理论的兴起。在数字/生态文明时代,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超越中国崛起思维,切实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观、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未来观,充分发掘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创立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华学派,才是正道。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主知识体系 国际关系理论 中华学派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2022 年 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 世界学术之林。”

  

   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夙愿,彰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自信和中国自觉。对此,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对立的:一派认为这只是一种冲动或者是一种意愿,将应然当作实然;另一派认为这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然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实践,代表性人物是阿米塔·阿 查亚和巴里·布赞。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思想均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系。

  

   问题是,将中国与西方对立是否合适?西方-非西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本身就不是中华文化传统。全球国际关系学如何确保不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折射或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扩张?而且其潜在思维逻辑是:西方有的,中国也会有;中国崛起,自然带来理论崛起,却忽视了两大特色:西方特色,理论特色,是对三大核心概念的误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首先,什么是西方?西方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在现代国际关系话语下,西方核心是七个工业化与民主化国家(G7),本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国际关系是新教革命的结果。因此,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不包括日本。西方无论从文明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地方性概念,随着全球(殖民) 化,变成全球性概念;所谓的全球化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化,是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扩张。认清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要追根溯源, 认清其全球化根底。

  

   其次,什么是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的西方性挥之不去,起点是宗教革命确立教权-王权分离的国家主权概念,基础是新教-天主教“ 三十年战争” 缔造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的后来演绎中,宗教似乎退场了,只是偶尔提及“ 宗教因素”。原因何在?必须还原国际关系的宗教背景和国际关系的基督教逻辑。

  

   再次,什么是理论?理论不等于科学,更不等于真理。不能只关注不同理论流派的异,更要关注其同——“ 普世价值”;关注理论家们说了什么, 更应关注他们没有说、不便说的内容,即冰山底下的实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非复古,回到天下观;亦非复辟,取代美国霸权,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历史观看,“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相对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有与西方对等对话的冲动,更进了一步,但还是有两个陷阱。

  

   第一是范式思维的陷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触发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意识觉醒的角色,提供了从理论建构到理论检验的完整科学规范;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运用“ 中国特色” 的概念,开始发展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中西方存在对“ 中国特色” 的巨大认知差异:西方认定“ 中国特色” 是“ 另类”,而中国强调“ 中国性”。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而言,既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模式可粗略地概括为“ 中国特色的概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核”。不可否认, 这种理论建构方式也能够对现实案例进行解释,但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称为“ 中国学派”? 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何以具有中国特色? 是否可以通过改变理论建构的路径从而让理论从本质上焕发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更多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营养,中华文明自古有天下观,并非地方性概念。

  

   第二是线性思维的陷阱。最关键的,忽视了时代之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时代来临了吗?是不是批判西方中心又陷入中国中心?再说,理论是格局相对定型后的产物,处于变局下更多的是理念,难以形成理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 教师爷’ 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这改变了“ 先进文明”“ 先进成果” 的线性进化叙事,凸显中国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对西方国家理论要创造的包容和超越,还原以人民为中心的世之大者,以天下观天下,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思维陷阱背后是忽视国际关系理论的四个根本问题:

  

   来自何处——理论之根?

  

   是谁( 为了谁)——理论之核?

  

   谁的理论——理论之场?

  

   去往何处——理论之魂?

  

   过去,我们停留思考“ 什么理论”“ 谁的理论”,纠结于西方( 中心)——中国( 特色),未深入反思何以西方,何以中国,何以理论?本文因此提出,首先要搞清楚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弄清楚时代之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后才能探讨中国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最终以文明形态的更新超越范式转移,以中华复兴超越中国崛起,创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华学派: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一 、理论之根( 来自何处):国际关系的起点与发展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厘清国际关系理论“ 来自何处”,才能认清其本质,必须树立大历史观,而不是被西方的历史叙事带偏。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现代国际关系,由“ 三十年战争” (1618~1648 年) ———新教战胜天主教、确立主权国家体系开创的,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国际关系史与世界历史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 世界历史研究表明,“ 一个常见的误解,人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将宗教排除在政治之外,带来了和平。尽管从长远来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进了世俗化,但它本身并不是完全世俗的和约。  神圣罗马帝国只在基督教意义上才仍然是神圣的。宽容只拓展到加尔文宗信徒。其他异议者,以及东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被剥夺了类似的宪法权利。” “ 三十年战争非但没有使政治世俗化,反而让武力在帝国内部获取教派或政治目标的做法,声名扫地。”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 文明冲突论”,担心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复兴给基督教文明带来威胁。近年,美西方宣布对华“ 接触政策” 失败,声称中国是“ 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

  

   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Peter Rietbergen) 在经典著作《欧洲文化史》中指出,“ 欧洲” 是个政治文化概念。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社会性,宗教性表面上不如美国浓,但西方性无法摒弃,国际关系理论的二元对立底色明显。强调西方性,总想在世界上推广西方的所谓“ 普世价值” 观。

  

   杜维明认为,儒家强调“ 克己复礼为仁”,推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方人却是“ 己所欲而及人”。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儒学有“ 礼闻来学,未闻往教” 之说,而西方人则有传教的热情。中国不输出也不输入模式,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自己,具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文化根基,以及独立自主的文明渊源。中华文化强调一分为二,中国外交政策强调不称霸,不干涉内政。中国的世俗文化没有产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使得中国人不经意忽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教性。

  

   笔者在《大国政治的悲剧》新版译序“ 现实主义是基督教理论” 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包括:(1)思维起点:神性-人性-国家性;( 2)思维方式:国内-国际二分法;(3)思维过程:原罪论导致宿命论;(4)思维结果:你是现实主义的,我是自由主义的。重新系统梳理国际关系史,认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教起源、宗教特质而非仅仅探讨宗教因素,是国际关系研究亟待补的课。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重新著史——中国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史,倡导历史政治学、世界政治理论。

  

  

   二、 理论之核( 你是谁):从探讨中国特色到探究西方特色

  

   马克斯·韦伯曾断言:“ 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定的观点而述”。联合国前官员、加拿大政治学者罗伯特·考克斯进一步解释说:“ 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上升到本体论,进一步探寻理论的根源。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补充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外交实践。用中国的历史传统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或者历史文化去丰富完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产生了道义现实主义、关系主义,引发国际学界高度关注,这是巨大进步。但相比而言,天下体系和共生学派,更具中国本土性、原创性,彰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主体 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 多样化深入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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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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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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