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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绍清:论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更新时间:2022-09-22 21:55:14
作者: 邹绍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深刻阐释。他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为此,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观出发,正确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的深邃意蕴,对于我们胸怀“两个大局”,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深刻理解党创造伟大成就的制胜密码,坚定“四个自信”,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历史自信、高度的历史自觉、强烈的历史主动,凝心聚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讲仁爱、重民本: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核心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马克思恩格斯把“文明”既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加以阐释,同时也作为一个反思性概念加以理解。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文明主要是指人类摆脱野蛮、原始状态,向人化世界的过渡,发生革命性变化,意味着人类发展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体现了崇高性和发展性,其宗旨是以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为目的。而作为一个反思性概念,文明主要是指用更高水平的文明原则和社会理想来反思和批判已有的文明现实,寻求文明的发展路向。马克思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所以,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人们在头脑中进行的主观臆断或纯粹想象活动,而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具有多样性和反思性。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精神特质,成为人类文明形态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华文明作为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灿烂文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独一无二的精神血脉、精神基因、精神追求和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观来看,“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特质,彰显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质”的规定性,成为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和精神追求。所以,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上都不能将其任意分割或肆意歪曲。从整体上看,“讲仁爱、重民本”是核心,居于中心地位,统领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守诚信、崇正义”是重要基石,居于基础地位,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尚和合、求大同”是精髓,推动着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不能将其任意分离;同时,三者之间又有一定的区别,不能相互替代。易言之,如果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比作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一棵参天大树,“讲仁爱、重民本”就是树干,“守诚信、崇正义”就是树根,“尚和合、求大同”就是枝繁叶茂上的鲜花和果实,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都以其独特的文明形态和精神标识著称于世,中华民族也不例外。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文明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核心和灵魂。所谓核心,就是指在一个组织或系统中,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或关键环节,体现了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系统是由要素或层次结构所构成的,具有整体性。按照系统的层次结构来看,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主干,处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主轴位置,居于核心地位,带有根本性,反映了中华文明最关键的、最本质的问题,发挥着核心、统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连绵几千年发展至今的历史从未中断,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是一个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也是华夏儿女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熔铸出的思想精髓和精神品质,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精神之根魂,起着核心和统领的作用。

   关于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核心和灵魂,其深刻意蕴显现和蕴藏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名人名言以及历代经典著述中,内容极其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相当深厚。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维系社会、规范和引导人们思想行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仁”即仁爱,就中华文明精神特质来讲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一,讲仁爱是一种美德。“仁”字最早出现在《尚书·金滕》:“予仁若考。”《诗经》曰:“洵美且仁。”“仁”即人之美德。古人以“仁”作为一种美德而遵从。《论语·学而》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仁”逐渐发展成为人与人交往、人与自然交往需要遵循的道德原则。《周礼》中视“仁义”为“天”,推崇以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以至爱大自然、爱万物。其二,讲仁爱是中华文明的一种政治观念,“仁”是其本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仁”字:“亲也。从人,从二。”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主张以仁政争取民心。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其三,讲仁爱逐渐上升为一种治国之道。董仲舒发展了孔孟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统治思想。董仲舒主张“仁义法”“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对别人要给予仁爱,统治者更要仁爱四方。所以,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把“讲仁爱、施仁政”作为政治生活的最高价值追求,体现在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关系中,要求每个人都要摆正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服从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要平易合理而无争。这种“爱身”“亲亲”“仁民”“爱物”精神不仅是人类之爱,也是一种宇宙之序,它逐渐演绎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一种由己度人、由人及物的哲学观、宇宙观和人文观。这种哲学观、宇宙观和人文观与西方推崇的原子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与尼采主张的“上帝死了”这一唯智主义不同,更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宰下的“单向度的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由仁爱之政到重民本之治,从本质上说是统一的。从中华文明发展史来看,尽管其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始终统领着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发展。我国春秋时期就初步形成了重民本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华文明思想的核心。最早在《尚书·五子之歌》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晏子更是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基本观点:“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如果我们进一步从中华文明的制度层面来看,商鞅变法从制度上奠定了秦国一统六合的根基;西汉思想家贾谊的民本思想主张,为政必须“以民为命”;董仲舒用“天人感应论”来阐明君王要实行德治仁政于民才是符合天意的;唐朝时期的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代理学家朱熹等人用“天理良心论”来阐明治国治民必须为政以德;明清时期黄宗羲等人提出了“限制君权”的思想。所以,“重民本”思想是中华文明中一种具有系统理论形态的思想,不仅是文化传统和内在观念的延续,也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得以反复印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如汉代采用休养生息政策,呈现了“文景之治”;唐太宗认识到“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呈现了“贞观之治”;清朝采用“地丁银”制,呈现了“康乾盛世”。总之,中华文明的讲仁爱、重民本这一核心思想,不仅使中华民族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安居乐业、生生不息,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在立制创制的过程中,深深地汲取中华文明的深厚文化底蕴,“把社会主义原则和中国国情、历史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逐步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之治’确保我们在复兴之路上走得稳、走得宽、走得远”。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开辟的正确道路,为民族复兴激活和焕发了自信昂扬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激活了深邃厚重的中华文明、革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使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不断汲取讲仁爱、重民本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连绵几千年发展至今的历史从未中断,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形成了适合我国实际、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就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特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规律,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民族发扬民族精神、永葆中华文明精神密码的思想基础,这一核心精神特质历久弥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因,为党的宗旨、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汲取了中华文明的精神营养剂,能够始终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紧密相连,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江泽民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一贯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群众路线推向新境界,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创新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置于历史发展的重要地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他曾动情地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总之,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思想中汲取思想精华,不断创新,上升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形成“坚持人民至上”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最本质的特征、最鲜亮的底色、最真挚的情怀,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极大地增强了新征程上的历史主动精神。

   二、守诚信、崇正义: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基石

   守诚信、崇正义是中华文明最深层的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追求,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重要基石,它使中华文明根深蒂固、博大精深、不断发扬光大。

守诚信、崇正义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重要基石,主要是指其处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结构的底座位置,居于基础性地位,反映了其鲜明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导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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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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