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卢周来:经济学如何给道德留余地

更新时间:2022-09-17 22:04:38
作者: 卢周来 (进入专栏)  

  

   年前,某学术期刊约稿,想让我写写经济思想史上关于“经济人假说”的相关论争。在爬梳百余篇文献过程之中,一些无法进入严肃学术论文的经济学故事,让我欲罢不能。因为这些关于利己还是利他、市场还是道德的现象、事件、案例及实验,比中国传统形而上的“义利之辩”,能让我们更多角度去理解爱、尊严、信任、同情及悲悯,能让我们更好地洞察人性的幽微之处。因此,我决定以思想为线,以这些故事为珠,在论文之外,串缀成此篇文字。当然,经济学毕竟是以实证为主,因此,读懂其中一些故事,需要更积极地调动我们的逻辑与智力,也可借此重新锐化一下我们在长期浅阅读中可能已钝化的思维。

   一

   加里·贝克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他及他所著的《犯罪与惩罚》一书,在中国经济学界以及普通学人中间,都是如雷贯耳。在贝克尔看来,那些敢于违法的人,都是精心算计过,他们认为违法被发现的概率较低,可能被惩戒所造成的损失低于其从违法中所得,所以才会违法。因此,预防犯罪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大惩罚力度,提高个人犯罪的成本,使他们不敢犯罪。

   为佐证自己的理论,贝克尔在其七十岁寿辰上向来宾介绍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有一天,他赶往某地点主持学生面试,由于路上堵车,到得有些晚。更麻烦的是,正常车位都已被其他车辆停满,而到其他地方找车位,时间上则来不及。为此,贝克尔稍作思考后,决定违章停车。他称自己做这一决定时“并没有丝毫内疚”。因为,一者,他认为被发现的概率很低;二来,如果真被警察发现了,他也做好了按规定交罚款的准备。后来的结果是,没有被警察发现,他也不用交这笔罚款。

   贝克尔讲的这件事,表面上看,的确完美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然而,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样是诺奖得主的阿克尔洛夫却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在贝克尔以及他所建构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中,没能给“名誉以及羞耻感”这样的道德留下任何空间。也正因为这一点,阿克尔洛夫认为,贝克尔的理论是值得我们质疑的。

   以违章停车为例。按照贝克尔自己的理论,要遏止违法停车,警察必须能够发现所有违章,而且对违章停车的处罚必须特别高,高到连贝克尔这样的高收入者都无法接受。但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各国对于违章停车的处罚力度都是有限的,而且警力分布的情况也不可能发现所有违章停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都是贝克尔这样的想法——我交得起罚款,而且准备在警察一旦发现的情况下就交罚款——那么,违章停车现象将一发不可收拾,整个交通秩序也将荡然无存!

   那么,为什么明知交得起罚款,人们一般不会选择违章停车呢?甚至包括贝克尔本人,也只是在想按时赶到考场的压力下才选择违章停车?阿克尔洛夫认为,原因恰在于贝克尔不承认的道德在起作用,即是“名誉以及羞耻感”在发挥作用。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秩序的维护并不只有法律的惩戒,还有道德的约束。而且,法律与道德二者又不是全然分开的。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法律或纪律的作用之一,除使潜在违法者害怕由此被施加的直接成本之外,还通过使潜在违法者害怕自己名誉受到负面影响,激发起其内心的羞耻感,从而消除试图违法的念头。那些明知道交得起罚款但还是选择不违章停车的车主,最害怕的不是被罚款,而是违反交规后给自己形象和名誉造成的损失。而贝克尔表面说他没有任何内疚,实际上是他作为考场主考官,迟到给他内心的压力即可能造成的形象损失,超过了不得已违章停车带来的内疚感。而可能被罚的那些钱,对贝克尔来说,的确几乎没有作用。

   阿克尔洛夫因此呼吁:应该把道德请回经济学。

   二

   其实,关于经济学该不该讲道德,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当年的身份是伦理学教授,不仅创作了《国富论》,同时还著有《道德情操论》,而且他本人对《道德情操论》的重视程度盖过前者。为此,经济思想史有所谓的“斯密悖论”之说。然而,主流经济学后来继承的,是斯密关于“人性自利”的说法,并将其发展成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说。在这一假说之下,现实中的人在做经济决策时,只有满足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没有道德上的考量。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就建立在这一简单的人性假说之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最为得势之时,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一度得到生物学界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是1976年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的出版。该书认为,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而生物个体只是基因的载体而已。基因的本质是自私的,为了使自身能更多、更快地复制,基因可谓不择手段,并以此控制着生物个体的各种行为。生物个体之间好斗的个性是基因自私性的表现,就连生物个体有时偶尔表现出的利他性,其实也是基因为了自己更好地生存与复制而选择的一种策略。作者道金斯甚至有些嘲讽地说,当我们设法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灌输到他人头脑中时,是因为我们自私的基因让我们有机会去打乱他人基因的计划,以更好实现自己的目的。

   有了生物学界关于“自私的基因”理论“加持”,主流经济学更是没有给“道德”留下任何余地。放在人性自私之后的“假说”二字甚至都被取消或被替换成“事实”,人的一切决策都是冰冷冷的利益算计。当然,前提是只要法律不禁止。或者,即使是法律禁止,只要能在承担违法的成本之外仍然有收益,这种决策仍然是有效率的。如同贝克尔违章停车一样。

   但是,主流经济学关于“人性自私”这一如此简化的看法及建立在这一看法上的整个框架,一直有质疑的声音。

   先是制度经济学关于非正规制度的看法。包括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等人都注意到,约束人的行为的,远不止法律(即成文法),还有道德与习俗。而且,道德与习俗的作用,可以极大降低交易成本。相对于道德与习俗调节的范围,法律作用的范围其实要小得多。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大量的是用道德与习俗来规范。只有市场中的正式交易,才需要法律的介入。除非把道德与习俗亦界定为一种“隐性契约”,否则,某些经济学家所谓的“一切皆契约”,无非是一种自我虚妄!

   即使是在市场领域,如果只把法律作为规范与约束,而漠视了道德与习俗的作用,同样会导致损失。制度经济学家有一个估算。以2004年为例,在美国由于抢劫、入室盗窃等违法行为造成的现金损失约为160亿美元,而由于经济领域中够不上违法却违反道德的有意误导以及不诚实行为,造成的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由此看来,“法不禁止即可入”,可以最大限度保证交易自由,最大程度发挥经济活力。但这句话不能推向极端。这是因为,在经济生活领域,法律仅仅是划了一条底线。在这条底线之上,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在这个地带,人们的行为可能不违背法律,但可能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的经济行为,仍然可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不过,制度经济学关于道德与法律同样重要的观点,并没有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构成更大冲击。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制度经济学另一代表性人物,科斯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有效地被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吸纳”性改造,让经济学更倾向于“一切皆生意”,道德仍然未能在其中留有余地。

   三

   然而,正如最为主张“一切皆生意”的弗里德曼都承认的那样,经济学思潮本身带有周期性,且与世事的浪潮几乎合拍。

   自1990年代中期始,新古典经济学在历经了巅峰时刻之后,终于随着国际学界对全球化与不平等的反思,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更多的学者认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及其主张的极端个人主义,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一种“意识形态”。而这种经济不平等,最后导致社会与政治撕裂,造成全球的两极化,甚至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这其中,建立在人性复杂的基础之上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自利(私)假说”的质疑尤为激烈。与之相对,道德在经济决策与市场中的作用终于开始被细致化对待。开头所说的阿克尔洛夫对贝克尔的质疑,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带有偶然性的是,阿克尔洛夫把“荣誉与羞耻感”这样的道德因素引入经济学,与西点军校有关。众所周知,美国西点军校把“国家、荣誉、责任”作为校训,用来培塑学员。阿克尔洛夫通过长期观察并查阅了大量研究文献之后发现,普通的关于个人在“成本—收益”之间权衡的理论,的确无法解释军人的行为。其中,最难解释的是,在平时,学员们并不惮于违纪后被关禁闭,但却害怕被战友耻笑;而诸如为了掩盖团队集体违纪行为被关禁闭,学员们反而可能视为荣誉;在战场上,学员们并不惮于牺牲生命,但却同样害怕因自己胆怯被战友耻笑。这启发了阿克尔洛夫:看来,类似军人这样的职业,以及官员这样的职业,在他们的“效用函数”中,荣誉必须是一个重要维度,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超过收入。普通人尽管对荣誉的重视程度比不上军人,但也都有羞耻心。所以,必须把道德因素“请回经济学”,把对职业和身份的考虑与对钱财的考虑一起,作为研究人们选择行为方式的约束条件。

   图片

   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另一个“大哥大”,在中文世界以《思考:快与慢》而闻名的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也是以观察军人行为这一路径进入行为经济学。卡尼曼出生在犹太家庭,二战后随父母移居耶路撒冷。其本人有过在以色列军队服役并上战场的经历,后来又长期为以色列军队提供服务。

   在战场上,特种兵是最经常面对生死考验的。有一次,卡尼曼在一小队特种兵中间进行这样一项试验:取消所有与军人职业相关的荣誉,而纯粹提高他们的收入,且收入又与训练成绩及战时业绩高度正相关。结果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小队特种兵在训练时出现懈怠,团队合作科目到后面几乎很难进行下去。而执行一般性任务时他们显得很犹豫,最后轮到要执行特别危险任务时,其中六人主动退出,他们声称:“即使给我们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干。因为我们是为以色列战斗,而不是为了自己挣钱战斗。况且,个人的生命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的。”因此,与阿克尔洛夫一样,卡尼曼认为,对于军人这一群体来说,荣誉在他们决策中的权重,一点不亚于生命与金钱。由此推广开,卡尼曼提出,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并非是个体惟一的决策维度。团结精神及对荣誉的重视,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过,与时代命题发展同步,那一时期行为经济学所关注的道德问题,主要还是公平公正作为道德维度,在经济决策中扮演的角色。

   行为经济学通过一系列经典实验得出结论:如果说自利是人的一种本性,那么,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亦是人的本性。而这就是道德的最基础性规约。

   第一个经典实验是“最后通谍”游戏。这一游戏构造了这样一种情境:有两个参与者A与B,给A一百美元,让A提出一个与B分配这笔钱的方案。如果方案被B接受,一百美元就按方案奖给A和B;如果A提出的划分份额被B拒绝,那么A与B什么都得不到。两个参与者都不知道另一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且都被告知永远不会跟对方再次打交道。

   在这种情况下,按标准的经济人假设,A提出的划分方案应该是给B尽可能小的份额,比如一美元,而B也一定会接受。因为A知道,对B来说,接受了方案,毕竟意味着能额外获得一美元;而不接受,什么也得不到。

   但是,实验者在高度异质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几百次实验,反复出现的情况是,A提出的分割方案给B的比例都很高,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分割比例竟然是50%。

更值得注意的是实验中同样反复出现的现象:当A提出给B的划分份额较少时,B宁肯不要这笔意外小财,也不愿意接受这一方案。一般来说,当A提出给B的数量少于二十美元时,被B拒绝的概率就超过5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0aa即时比分指数电脑版-2022世界杯指定买球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190aa即时比分指数电脑版-2022世界杯指定买球()
本文链接:/data/136567.html
文章来源:《天涯》
收藏
190aa即时比分指数电脑版-2022世界杯指定买球-主頁欢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