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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一个理论考察

更新时间:2022-09-14 21:22:38
作者: 周绍东  
开始出现剩余产品。此时,将这些剩余产品拿去“交换”,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和交易市场。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宗族以及由地缘因素而结成的依赖关系转换为商品交易关系,并由此产生了“商品拜物教”——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人自身劳动相对立。而只有到了第三大历史阶段,也即共产主义社会,才可以实现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基础上的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完成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否定之否定”。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生语境的“现代化”是在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时出场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人类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发展阶段后,人类才真正走向“现代化”。14、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整个人类社会被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从而进入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意识到传统的“革命史观”已经不能完整地概括中国近现代以来党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开始以“现代化”的视角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譬如,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应该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中心,同时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这本书的题名采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而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表明该书已不是纯革命史,而是兼顾了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发展状况,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更全面的近代社会发展史。同时,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逐步形成了自身对“现代化”的一整套看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并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但是,作为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中国对待“西式现代化”的态度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对立局面的影响。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这本身是“前三十年”积累的重要经验之一,但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客观现实又使得我们与现代化的世界潮流隔绝开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的重大意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里的拨乱反正,最核心的含义,就是重新回到“现代化”这条主线上观察历史、思考历史,进而重新出发。换而言之,现代化史观重新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纳入发展目标中,并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出发赋予其以中国特色的内涵。

   在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相结合的基础上,第二个《决议》重新审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并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出发,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重新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相比,第二个《决议》改变了“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这是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我国在实践中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变了落后的农业国面貌。但是,第二个《决议》形象地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基本国情——落后的社会生产、低下的消费水平、贫瘠的文化生活。

   第二个《决议》中表现出的现代化史观,与唯物史观和革命史观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与唯物史观的联系来看,现代化史观强调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变革在社会形态变迁中所扮演的“第一动力”角色。恢复了唯物史观本身的内涵与逻辑:首先改变上层建筑,再改造经济基础,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并且,与文本意义上的一般性的“第二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史观的引领下,作出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第二大历史阶段是无法超越的、我们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重大判断。从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关系来看,现代化史观并没有取代革命史观,改革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仅如此,现代化史观包容了革命史观。与革命史观不同,现代化史观的中心议题不是单纯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通过发展来巩固和保护政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决议》又一次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史观的成熟。也正是通过运用现代化史观,第二个《决议》客观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四、第三个历史决议与“革命的现代化史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党的百年历史,特别是2012年以来党的奋斗历程进行新的提炼总结,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决议》)。从学理上来看,第三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准确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有机结合起来的产物。对于站在“两个百年”目标交汇点的中国共产党而言,第三个《决议》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时空压缩”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14、15世纪开始,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现代化”时刻,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力水平。同时,由于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国家,因此,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间被不可避免地画上了等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附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也被视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人类文明形态。譬如,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指出:“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与殖民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尽管一些后发国家作出了独立建设现代化事业的探索和努力,但大部分都遭遇到挫折,甚至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东欧国家的现代化尝试也均半途而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质就是一条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接受西方现代性实际上就要承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独立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也即“扬弃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独立不等于封闭保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完全可以避免“独立-贫困”“发展-依附”的二分法,在开放的基础上实现独立自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摆脱贫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选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时空压缩”格局更为突出地呈现出来。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共时性”特征,这种“共时性”是指人类三大社会经济形态的某些特性在现时代的中国并存共生。在唯物史观看来,在人类社会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通过血缘纽带结合起来开展生产活动,由此形成了“人的依赖关系”;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资本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第三大社会形态中,“自由人联合体”自觉地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联系起来开展生产,个体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人类也由此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历史,作出了我们仍处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也即我们仍处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历史时期。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中又呈现出很多与一般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就在于:在现时代的中国,“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大历史形态的某些特征是并存共生的。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看,之所以不同历史形态特征能够并存于同一时空,在于“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譬如,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既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根本原则,但同时又强调政府所实施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有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特质——不仅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长期远景展望以及各种具体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发展战略,体现出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面。与此同时,政府管理中的“人治”特点还比较明显,这不仅表现在上下级官员之间存在着裙带关系和政治攀附,而且在基层治理中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宗族、血缘和地缘关系处理一些公共事务,如此种种现象,都是“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残留。

   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面临着空间压缩和空间撕裂双重叠加的境况。一方面,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一再压缩,社会交往更为密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进程造成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民族产业和劳动就业等各种动机,国际金融市场异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潮流,对全球化发展带来了负面冲击,而中国也走到了与美国及其他传统强国发生更加深入和更加复杂的全方位碰撞接触的历史关口。这就在空间层面形成了融合与对抗并存、压缩与撕裂同在的特殊时代场景,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特殊国际环境。

   (二)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以“革命的现代化史观”梳理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要求必须以革命的视角把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要利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大社会经济形态特征并存、世界各国空间联系日益紧密所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又要巧妙地打破“时空压缩”所引致的不利格局,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宽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度。

仍然以市场与政府关系为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打破社会形态特征重叠的限制。由于我们仍处在第二大历史阶段,因此,就必然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途径,同时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但是,由于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底层逻辑的,这就决定了不能把政府作用仅仅定位在实施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的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发挥其保护经济基础的作用。因此,我们还需要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高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历史定位来看,我们还处在第二大历史形态向第三大历史形态过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因此,与第二大历史形态中“一般性”的市场经济相比,我们的市场经济不仅仅包含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容,还涉及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一方面,国家是公有制经济的出资人、控制人和受益人,国家可以把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作为宏观调控的微观抓手,实现国家调控经济的目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根本上体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决定。譬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起草,都是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牵头成立起草小组编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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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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