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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陆、海疆地缘秩序与传统中国的疆域成型

更新时间:2022-09-09 15:32:51
作者: 李磊  
围绕着河西九曲的控制权,双方在中宗、玄宗时期均进行过商议。即便在安史之乱后,唐蕃仍在德宗建中四年(783年)以会盟的形式确定疆场。穆宗长庆年间,唐蕃更是通过会盟的形式终结了唐朝联合回鹘、南诏抗衡吐蕃的格局。

   与蒙古高原族群的关系历来为中原王朝的首要政治议题,但自西汉将羌人纳入汉王朝体制之后,治理青藏高原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问题。唐朝最主要的地缘风险由蒙古高原转向了青藏高原,便是这一历史运动发展的结果。

   二、东北的体制化与地缘关系中“中心—边缘”的角色倒置

   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仅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而不言东北,这是因为清朝以东北为发祥地,李鸿章奏折不能无视本朝的政治正确。实际上,自唐朝覆灭后的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甚巨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或起源于东北,或崛起于东北。如果说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是较为典型的游牧政权,统治区与中原的关系是游牧区依存于农耕区的关系,那么辽、金、元则建立起王朝体制,统治地区囊括游牧、渔猎与农耕区。可以说,采用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并建立起适合游牧区与农耕区的治理架构,成为北方民族政权崛起并转化为正统王朝的关键。明朝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东北平原上的治理取得此前中原王朝不曾有过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朝继承了元朝的治理体系。同样,后金的崛起与胜利,也是明朝自身治理体系演化的结果,它是在继承了明朝的治理结构与统治形态之后才成长起来的。

   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相比,东北平原经济结构中除了游牧业,还有渔猎、农耕经济,但是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东北平原更加依赖内地。所以明朝前期在东北的统治稳固、明朝后期后金以明朝为生死敌人,这些恩恩怨怨都是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的表现形式。今日的东北三省在明朝政治体系下并非一个整体。辽宁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被称为辽东,辽东是东北平原、蒙古高原、华北平原的交汇点,是重要的交通要地,也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当地百姓除了汉族外,还包括蒙古、女真、高丽等族群。终明之世,辽东地区都是明朝直接管辖的地区,也是明朝东北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区。明朝将辽东各族民众均纳入军户体制,编为二十五卫,军户平时劳作,战时作战。

   辽东以外主要是蒙古、女真诸部的居住地,北达外兴安岭、东到库页岛、东南抵图们江、鸭绿江等地。由于这一广大地区与内地社会发展水平相差太大,所以明朝因俗而治,设置羁縻卫所。“羁縻卫所,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明史》卷90《兵志二》)奴儿干都司由朝廷派遣流官任职,官员定期出巡以安缉部民。《永宁寺碑记》《重建永宁寺记》记述了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年)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巨船巡查之事。永乐九年的规模是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宣德七年则是官军一千、巨船五十。除了政治层面的治理之外,明朝还试图将地方文化纳入官方轨道中以增强国家认同。《永宁寺碑记》的碑侧便有用汉、女真、蒙古、藏等四种文字镌刻的六字真言。

   尽管奴儿干都司诸卫多为羁縻卫所,但明朝在东北平原的治理并非完全被动顺应部族格局,它仍有将东北体制化的宏大构想。这一体制化是接续元朝而来,除了将若干元朝治理单位转化为卫所外,还继承了元朝驿站体系,形成以辽东都司为中心的主要交通路线。除了通向京师的海、陆三路外,还有“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通往建州左卫及朝鲜)、“纳丹府东北陆路”(通往毛怜卫)、“开原西陆路”(通往义州)、“开原北陆路”(其中“海西西陆路”通往兀良哈三卫,“海西东水陆城站”通往奴儿干都司)。明朝由此构建了治理东北的地缘体系。

   在社会治理方面,明朝在制定朝贡、互市制度时,对东北诸部优惠最多。自明成祖永乐年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东北马市一直在进行。隆庆、万历年间,不仅不断增设马市,而且开市时间突破制度规定,如开原马市是天天开市。与对鞑靼马市有着诸多限制不同,女真诸部基本可以在马市上换取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故而在明朝治理东北的200年间,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东北女真诸部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汉人、朝鲜人源源不断流入,为东北的农业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明神宗万历年间,东北的耕地面积显著扩大、单产数量显著提高。尽管有学者认为《建州纪程图记》中有关女真地区粮食产量记载的数据偏高,但也承认其农业取得的进步。

   在东北经济与内地日益密切,女真社会发展依赖马市贸易的同时,明朝在东北的治理体系却遇到重大挑战。瓦剌崛起后,蒙古高原势力向东发展,明朝的东北卫所体系遭到很大破坏。明宪宗成化年间,建州右卫都督董山之乱的发生进一步动摇了明朝卫所体系的部族根基。明朝卫所体系的瓦解导致了治理供给不足。从明世宗嘉靖年间到明穆宗隆庆年间,卫所体系下的女真各部围绕着维系经济命脉的交通要道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海西四部、建州五部、长白山三部的格局。明朝只能以经贸关系为交际资本来重塑地缘格局,其政策是扶持开原边外的海西哈达部,隔绝鞑靼与建州。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哈达部首领王台去世,哈达部发生内战,海西叶赫部、建州阿台部势力卷入。明朝为了延续以哈达制服诸部的政策,出兵干预。正因明朝治理东北的模式由建构卫所体系转向扶植盟友,努尔哈赤的势力才得以崛起。尽管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为明军所误杀,且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将之列入对明朝的“七大恨”之中,但事实上努尔哈赤的崛起得益于明朝的扶植。努尔哈赤起兵后的忠顺姿态让明朝视之为下一个王台。明朝将王台的“龙虎将军”号除授给努尔哈赤,意图倚仗其稳定抚顺以南的地缘局势。

   努尔哈赤称汗后,后金立国的关键在于经略辽东都司。辽东都司为明朝东北治理体系的核心区,明朝在此经营已达200多年,为了巩固对辽河以东地区的占领,努尔哈赤于天启五年(1625年)迁都沈阳。占领了辽河以东的土地后,后金已经由一个女真人政权转而成为包括蒙古、朝鲜、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治体。皇太极恢复汉人的自由民身份,编为汉军八旗;又启用汉人士大夫进入官僚集团,并以中原王朝为样本,构建官僚君主制。这些措施重构了东北的政治体系,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后金的政治体系其实是明朝辽东都司及东北诸卫治理体系的继承。

   后金是在明朝的地缘秩序中借助体制性因素成长出的地方势力。随着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九年(1636年)的两征朝鲜,后金与朝鲜结成君臣关系;崇祯五年(1632年)、七年(1634年)的两败察哈尔林丹汗及收复漠南蒙古十六部,后金转化为兼有蒙古高原东部游牧社会、东北平原农牧社会、辽东及朝鲜半岛农耕社会的王朝形态。尽管明朝试图以体制化的方式治理东北,但王朝的治理体制不仅孕育出边疆地方势力,而且为其提供了连结游牧与农耕两个区域的治理框架,使其成长为兼具游牧文明的战斗力与农耕文明的组织领导力的新王朝,完成了由地缘政治中的边缘向中心的转换过程。

   三、东南海疆的地缘风险与危机管控

   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将清朝所面临的东南海疆危机视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表述是以陆权国家为基本立场的。事实上,明朝曾积极建构海疆的地缘秩序。在西欧势力海上东来的半个世纪以前,即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年),明朝曾有过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率领明朝水军不仅与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联系,而且开拓航路并主导了海疆地缘秩序。西欧殖民者的东来正是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逆向从西洋往东洋扩张。

   明武宗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印度果阿后,又占领满剌加(马六甲)。满剌加是海上丝绸之路上联系西洋与东洋的交通枢纽,葡萄牙人占据该地,不仅使往来东、西洋的华商因此饱受劫掠之害,而且在战略上开始迫近中国东南海疆。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舰船闯入广东珠江,虽以通使为名,但随即占据东莞屯门,杀掠居民,掠卖人口,筑室立寨。继任的明世宗在处置葡萄牙侵占满剌加、东莞屯门的问题上态度积极,在道义上谴责了葡萄牙,但由于明朝已经放弃了成建制地大规模航海活动,国家力量退缩到近海及大陆上,丧失了郑和下西洋所构建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治理权,缺乏切实军事、政治措施的谴责只能是流于形式,无助于改变葡萄牙占领满剌加的事实。

   不仅如此,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还严重影响了明世宗此后的海洋政策。在他统治的45年里,明朝严格审核勘合贸易资格,资格不符者、非期而至者均不与贸易。这一政策的初衷本是强化明朝朝廷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但结果却是进一步收紧了贸易渠道,间接造成了走私贸易的兴盛。嘉靖三年(1524年),葡萄牙人盘踞宁波甬江口外的双屿岛从事走私贸易;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葡萄牙人又以福建的浯屿港、月港为走私据点;而且倭寇之中,亦包括葡萄牙人。

   此后葡萄牙人问题的解决,以及对西班牙、荷兰、英国人侵扰的应对,均不是基于明朝对于海疆危机的通盘战略规划,而是地方政治运作的结果。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通过行贿的方式最终获许留居澳门。明神宗万历年间,葡萄牙派往海道副使处交纳贿金时,因有其他官员在场,海道副使宣称葡萄牙人的每年贿赂钱五百两白银是地租银,交纳国库。地租的确立是对葡萄牙人在澳门租赁居住的性质认定。

   对于西班牙、荷兰、英国人的侵扰,明朝则以军事防御给予回应。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西班牙人在虎跳门结屋群居,海道副使章邦翰饬兵严谕,焚其聚落,驱逐了西班牙殖民者。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荷兰军舰占据澎湖,同时行贿明朝税监,请求互市。明朝福建巡抚徐学聚上疏力陈荷兰人之企图,福建总兵施德政派遣都司沈有容谴责荷兰人对澎湖的非法占领,并严管沿海民众不供给荷兰人补给,迫使荷兰人离开澎湖。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再占澎湖,福建巡抚南居益率兵于天启四年(1624年)占领澎湖,迫使荷兰人拆除城堡撤离。崇祯六年(1633年),荷兰再犯南澳,焚毁明军水军战船、打死明军兵士后,福建巡抚邹维琏以郑芝龙为先锋,与荷兰激战于科罗湾。明军斩敌二十余,擒一百一十八名,焚甲板巨舰五只,夺一只,击破小舟五十余只。崇祯九年(1636年),英国舰队闯入广州虎门炮台与明朝守军交战后,两广总督张镜心派遣海防同知到澳门督促葡萄牙人驱逐英国势力。明朝的这些军事行动虽然都取得胜利,但是从战略上看,只是对东南海疆危机的被动防御,而非积极管控。

   崇祯九年英国与明朝的战事表明,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年,英国便遵循同一条海上路线东来,并在同一地点展开对中国的袭击。可以说,鸦片战争并不是突然爆发,而是在200年前就已经有多次预演。从长时段来看,这是明朝放弃对海疆地缘秩序主导权的恶果。面对西欧殖民者闯入中国东南地域杀人夺地的行径,明朝大都通过军事手段予以惩戒,但这是基于明朝国力的相对强盛。待到鸦片战争前后,西强中弱之势已成,西欧殖民势力不仅控制了海道,而且深入把控了海疆与陆疆之间的地缘结构。

   在攻击中国之前,英国在与缅甸的战争中,就积累了与规模庞大、组织健全之亚洲国家交战的经验。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中,英国起初从陆地侵入阿拉干,由于在陆战中难以取胜,转而改道海上直取仰光,迫使缅甸签署《扬达波条约》。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凭借机动优势游击中国东南海疆,溯流入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切断北京朝廷的生命线之大运河,正是基于从海道威逼仰光的战争经验。《南京条约》中割地、赔款的内容也与《扬达波条约》相似。可以说,基于对亚洲国家海疆与陆疆间地缘结构的掌控,英国形成了一套侵略亚洲国家的程式。李鸿章所言“千年未有之变局”正是中国地缘环境恶化、风险失控的结果。

   四、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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