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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中 魏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与秩序

更新时间:2022-09-06 17:00:31
作者: 王延中   魏霞  
但这个现象背后包含着家长对子女未来成长,获得生计、发展机会等条件的考量。虽然我们赋予了子女成年之后可以自我选择的机会,但从社会身份的角度看待次序,会发现其并不是国家政策安排哪个民族或群体身份优先,但出于功利、名誉或文化因素,作为个体、家庭,有对某些民族身份选择的优先考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民族工作、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方面强调特殊性多了一些,共同性强调得不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不同民族的各自特色过分强调,事实上导致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弱化,不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所以,要减少民族身份与就业、教育和社会分层的重合,同时防止民族身份与社会角色、阶层的固化和刻板印象。[22]

   (五)文化维度

   文化是民族学、民族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与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依据它而发生。[18]176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在中华民族多层次的民族结构中,文化必然涉及不同层次的民族文化。

   我国56个民族都有自身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在56个民族文化之上,还有中华文化。56个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可以肯定中华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就包含与被包含的方式而言,有“拼盘式”的理解,也有“切割式”的理解。“拼盘式”的理解是把56个民族的文化堆积在一起,组成中华文化,即56个民族的文化之和就是中华文化。与之相反的是“切割式”的理解,即把中华文化切割成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56个民族的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在吃穿住用、风俗习惯、建筑艺术等方面,很多民族都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中华文化的影子似乎只能在各民族文化中看到。但是,“切割式”理解中华文化只能看到中华文化的局部和多元性,看不到整体。那么中华文化有没有整体性,该如何看待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呢?根据“文化上兼收并蓄”,可以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做如下理解。

   第一,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上交融性或交叉性的那部分文化。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除了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之外,还有不同民族共享的文化。几个、多个,甚至56个民族共享的那部分文化是相对具体的,比如春节吃饺子。随着各民族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这种共享的文化越来越多,各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共同性、整体性越来越强。

   第二,中华文化是在制度、物质、精神层面不属于民族文化层次,而是和国家、政权、制度关联在一起的国家文化。这些文化各民族和每个个体都要共享。个体成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属于某个民族,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成员。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和国家关联在一起的机制,属于国家文化,它是一个国家国民整合的需要,是个体作为国民身份所享有的文化属性。国家认同包含对作为民族共同体(nation)的认同,也包含有对国家政治制度(state)的认同。[19]国家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核心是政治、政权。政治和政权作为文化要求每个国民都必须遵循、遵守,违反时会受到惩罚。这些我们看到政权文化、制度文化也是中华文化。

   第三,中华文化的内核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很多文化最深层的东西是价值观、理念,这些内容也是意识形态的内容。找到每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比较困难,但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比较清晰的。作为文化体系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精神文化的内核部分。它不属于哪个民族单独享有,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国民共享的。

   (六)心理维度

   “共同心理素质”对构成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12]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群体情感上相互亲近可以从心理层面理解。尽管形成过程很难看到,但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有很多测量工具,比如用“社会距离”测量群体之间的融合或者隔离,反映群体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社会距离能够“使得我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或隔离”[20]。也就是说,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并非完全等距,而是有远近之分。一个民族为了加强团结,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这些其实都是民族共同心理的表现,并且起着维持和巩固其成为一体的作用。[12]

   民族关系里有很多各民族内部自己的心理,也有很多不同民族共享的心理,还有很多属于国家共同的心理。不同民族在心理方面有个性,也有共性。但同胞观念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一种思想意识,[21]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主义并不是时时刻刻刻意进行,它一定程度上是内化的。比如讲到中国古代历史时国民的自豪感和讲到近代史时的屈辱感,都是油然而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现象在心理层面上体现出民族情感、爱国主义和国民之间的关联性。“自豪感”“屈辱感”这种共同的心理积淀容易形成内在心理机制的共同性。内在心理机制的不同表现为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行动方式的不同。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与中华各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它融合了各民族心理素质的精华。因此,不能把它看作是各民族心理素质的简单叠加,否则,就不能从总体上把握辩证运动着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22]

   (七)语言维度

   民族在很大程度上被称为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之一,所以很多研究把民族和语言关联在一起。西方民族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民族。国家发展到最后,最极致的就是一个语言可以推广成一个国家。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之中,也是以语言为界分成不同的民族国家。但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23]7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与种族和语言的关系一样。在原始的水平上,特别容易说明语言和文化没有内在联系,因为这时“民族”观念还没有兴起并干扰那种我们不妨叫做自然分布的潮流。完全不相干的语言在同一种文化里共存,密切相关的语言——甚至同一种语言——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23]191

   语言文字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安排。不同民族、文化层面的语言在社会中形成一种秩序结构。有的语言可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就被称作为强势语言;有的语言可能受制于人口分布等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得到发展,甚至消失。每个国家都有主体性语言,现代国家通常用制度规定语言多样性和语言的主体性的关系、规定语言使用功能、规范标准等,并以法律、政策等形式确定一些强势语言一定的流行程度和功能上的次序关系。就我国而言,语言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为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国还有几种法定的两会期间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一个共同的法律语言、会议语言,联合国也有这样的规定。

   (八)历史维度

   中华新石器文化与远古传说,都证明中华民族的众多成员,其起源于中华大地是共同的。[8]早在战国末期,荀子就提出了“天下如一体四肢之从心”的命题。据史料记载,“天下”的范围包括了当时的“九州”之域和“中国”(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概念,它包括了若干在中原地带建立的国家)、夷、蛮、戎、狄等“五方之民”。[24]

   近代以来,在西方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冲击下,中国学术思想界不断尝试如何把中国的多民族与近代一个国家的建构有机结合起来的话语建构,由此产生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试图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或阐释,以符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梁启超先生认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25]4。依据上述思路,很多政治派别乃至学术流派都提出了很多类似或相同的看法,当然也有许多不同乃甚至相反的认识。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共两党对于汉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导致各自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不同,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论是民族识别还是此后的民族工作,都深受其影响。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提出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或“全民族抗战”的问题。那时“全民族”就是中国土地上的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是超越地域、超越主义、超越族群、超越单个民族的更大的共同体,是一个由多元组成的一体。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共同体觉醒为自觉的命运共同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中华民族大团结”虽然当时没有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际上也传递了56个民族在一起是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构想。

   费孝通先生也是从中华民族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和概括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述中华民族多元格局的形成,他解释了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之中,作为多元的各民族和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壮大和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汉族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份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2]各民族之间长时间的杂糅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汉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者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发生混合、交杂的现象,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2]他把中华民族而不是各民族看作民族实体,并在理论上、实践上、历史事实上进行了充分论证,以消弭对中华民族作为实体的异议。只有把中华民族作为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有根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源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内向汇聚与四周辐射的特点,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全过程。[8]各民族正是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着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在近代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也就是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是整体与部分、上层与下层关系的认识。

   到今天,我们对中华民族性质与内涵的认识进一步升华,把其上升到“一个共同体”的高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有共同认同的血缘融通、流动交汇的有机体(自觉的实体和整体),是一个历经五千年风雨锻造而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26]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大陆总人口14.118亿,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1.11%,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89%。[27]51各民族人口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一致,关系不可分割。这与一些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或帝国在民族国家时代分裂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大有不同。中国境内的“多民族”没有在近代建立各民族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分裂,而是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即中华民族现代国家。[28]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秩序

每个民族都是诸种要素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但相对于高层次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子系统或要素。从民族现象背后的结构和秩序安排中我们看到中华文化对社会稳定、对社会结构和谐的追求和涵化。这种对稳定与和谐的内在追求源于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特征,它不同于西方的所谓“一捆干柴”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用法律给它捆起来,各个干柴不是相互从属的,他们强调的是indepen?dent,相互独立;而中国强调的是dependen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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