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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 王伟进:社会治理的演变规律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

更新时间:2022-09-01 14:15:23
作者: 李建伟   王伟进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思想上层建筑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与社会文化及其价值观相适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现有效治理,社会治理体制必须适应既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与治理机构行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相匹配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机制,平衡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在社会形态及其主要矛盾的动态发展变化中,只有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相统一,才能从根本上确保社会治理现代化变革中保持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在百年历史巨变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汇集吸纳现代治理思想,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中国共产党百年治理的成功经验,印证了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人类社会治理的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仍需持续推进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  演变规律  治理现代化  推进路径

  

   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社会治理演进史。从世界历史看,各国在不同时期创建了与其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多种治理体制,不少治理体制随时代发展、朝代更迭而消亡,但也有不少治理思想、治理制度、治理机制得到传承和发展。每种治理体制的传承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即使在同一体制下,不同文化也会赋予治理体制不同的内涵。各种治理体制都有其核心价值理念和服务目标,根植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之上,亨廷顿(2018)因此将不同治理体制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冲突归因于文明冲突。也有不少学者直接从意识形态角度评判不同治理体制的优劣,并据此攻击其他体制,典型的例子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等少数国家通过严格精准防控迅速遏制住了疫情蔓延,美欧多国政客、学者从意识形态角度攻击严格精准防控举措为威权主义,而以维护个人自由为名、疏于控制病毒传染源、未能有效切断传播链的欧美多国,疫情失控并周期性大规模复发,由此引发了何种社会治理模式更为有效的激烈争论。社会治理问题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看,社会治理有其内在演变规律,社会治理必须适应既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与治理机构行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相匹配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机制,顺应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平衡好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各国的治理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实现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治理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确保社会治理现代化变革中保持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百年社会治理奇迹为此提供了典型例证。

  

   一、引言

  

   社会治理问题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就绕不开对这一经典学术议题的再讨论。已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基础。从类型学上看,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被广泛讨论。多元主义模式认为,个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以自愿结成利益团体,各利益团体在多元竞争中影响公共政策以保障成员利益,同时实现权力分布的多中心和激发社会活力,其弊端是容易出现财阀控制权力中心、弱势群体利益无法保障、社会冲突增加等。法团主义认为国家可以积极主动介入各类社会组织,为其提供协商交流平台,国家基于功能性组织实现对社会利益的整合和对社会组织冲突的管控,但存在走向国家主义、确保国家整体稳定等挑战(卢元芬,2018;Schmitter and Lehmbruch,1979)。从动态演变角度看,国内外学术界主要形成了现代化论、发展论和转型论等理论范式。现代化理论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比如亨廷顿(2015)根据发达国家经验,提出了政治权威合理化、行政机构专业化、大众参与广泛化的治理现代化三大趋势。以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的发展理论以拉美、非洲、东亚等发展中国的社会发展为研究对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只有转型理论以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研究对象,这些国家在转型前呈现出资源高度垄断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和国家控制一切的总体性社会体制,转型表现为总体性社会体制的弱化和解体、市民社会的形成和重建、运动式社会动员向科层化常规化转变(孙立平,2008)以及社会管控走向社会治理(郁建兴、关爽,2014)等。具体到中国的转型现实,由于国家很大、各种理论模型均可找到经验资料,市民社会(Whiter,1993)、法团主义(Saich,2000;顾昕,2004)、社会中间层(王颖,1994)等框架都被用来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而基于分类控制(康晓光、韩恒,2005)的行政吸纳社会(康晓光、韩恒,2007)被视为国家支配社会体制的替代模式,部分学者由此进一步提出国家与社会存在控制与支持的“双轴关系”(陶传进,2008)和以国家支持社会为核心的行政吸纳服务模式(唐文玉,2010)。整体上,治理被视为实现国家和社会正和博弈的可行路径(郁建兴、吕明再,2003),基于社会自治的“协同治理”(燕继荣,2013)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选择。

  

   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均是基于市民社会传统的类型学分析,在社会形态基础上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国家都被简化为强势的支配者(郁建兴、吴宇,2003;纪莺莺,2017)。行政吸纳社会、行政吸纳服务等主要反映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特征,社会形态在时间上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将重心放在了国家(纪莺莺,2017),将社会组织领域的现象视为普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特征,转型理论主要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在研究对象上不具有普遍性。而“治理”“协同治理”则更多代表了社会治理的应然判断,而且有关政党的作用在这其中未得到充分体现。要寻找有效社会治理的规律与标准,需要同时考虑横向上不同社会自身形态的差异和纵向上社会治理的动态演变过程,需要看到社会形态发展的全貌,需要同时看到国家与社会,关注到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可能并不统一(肖瑛,2014;Migdal,2001),也需要将政党带进来(林尚立,2001;景跃进,2019)。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一般性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启发。马克思认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治理体制,而且这种关系是动态演变的。

  

   基于此,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研究了社会形态与社会治理体制(含治理思想、治理制度、治理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了社会治理的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我们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巨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五方面经验,并针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新时代推进治理现代化的五大路径与政策建议。

  

   二、社会治理的演变规律与有效治理的稳定路径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共同事务时所采用的方式总和,是在调和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性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符合其共同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施的总和。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及组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社会集团)。基于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定义,我们把社会治理体制分为3个层次,治理思想即与治理相关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上层建筑,治理制度即社会治理的政治法律制度,治理机制即贯彻落实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的组织或执行机制。社会治理作为管理和调和社会冲突与利益矛盾的上层建筑,包括治理思想、治理制度、治理机制,必须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相适应。一种治理体制是否有生命力,不在于其外在形式,而在于其能否有效管理和调和社会冲突与利益矛盾,能否使社会保持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一)治理之道:传统文化对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的影响

  

   有效的社会治理必定植根于传统社会文化。治理思想是治理体制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思想上层建筑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是贯彻落实思想上层建筑的制度与机制保障。社会文化是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的主体,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文化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是建立在既定时期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与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相适应。

  

由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差异所决定,在不同社会,形式相同的社会治理制度与治理机制,在内涵上也会因文化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别。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和交融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西方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等地域特征、民族特征明显的不同文化圈,在同一文化圈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还会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这些融入到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形成独具特点的社会组织与治理模式。不同文化在交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普世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法治、公平、正义等,与传统文化融合后也会有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侧重。如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都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与西方文化信奉丛林法则下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平等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平等注重天下大同与公平正义。中国道家主张的“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包含了道法自然、人人平等的思想。法家主张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占据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主张国家治理以保息六养万民,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和谐社会。正是由于传统社会文化及由此决定的治理思想不同,许多国家采用形式相同的社会治理制度,但治理机制却相去甚远,比如目前全球有38个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因各自文化不同,各国君主立宪制的治理机制也千差万别。最早实施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融为一体,国王作为国家元首在形式上有任免内阁人员、召集和解散议会等权利,实际治理权力在内阁;瑞典的君主立宪制,国王作为国家元首仅履行礼仪性职责,不能干预政府和议会工作,立法权在议会;卡塔尔作为君主立宪制的酋长国,埃米尔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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