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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儒学、中西学统与中国现代性 ——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访谈

更新时间:2022-08-27 20:47:14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采访和整理:曲祯朋[1]

  

一、 困顿与迷惑:灵魂之思与学术历程

  

   问:据了解,您最初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哲学研究,后来转到了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请问是基于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方:我做学问经过好几次比较大的变化,这与我个人的兴趣与经历有关。简单来说,本科时候学工科,后因个人兴趣,转到了西方哲学。当然这些与时代环境和潮流也有关系,80年代的时候整个社会环境就流行西方哲学。但我1992年博士毕业时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个人的经历也是如此,当时初到北京,精神上很孤独,也意识到以前学的存在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什么的对自己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当时想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转到了传统文化上面,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最后彻底就转到这条道路上来了。

   问: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方面,早期您做过《左传》研究,之后曾研究“三纲”问题,近期又在做儒家人性论及治道研究,此间您一直也没有放弃中西比较研究及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等等。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领域似乎并没有很强的联系,那么您的这些研究是如何贯穿起来的呢?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理路?

   方: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各,倒不是预先设计好的。我在写第一本国学论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今天会研究治道和人性论问题,也不可能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规划好这20多年的道路。但是有两个基本的东西,引导了我这20多年的学术历程。

   第一,我转向国学不是为了混饭吃,主要是为了安身立命,寻找精神寄托和生命意义。我在儒学领域的研究,也主要是为了探索生命的意义。但是,儒家如此博大精深,我必须先从一本书开始做起,结果就选择了从《左传》开始。《左传》展示的是中国人鲜活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正面说教,也不是灌输什么大道理,甚至涉及一些反面的、血淋淋的生活史、斗争史等。我觉得《左传》或许比四书能够提供更好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从《左传》出发,慢慢有了更多的儒学研究。那么后来的修身研究(《儒家修身九讲》一书),是我自觉地将儒学应用于自身的努力;而像“三纲”问题的提出,都是很顺带甚至意外涉及的,算是“无心插柳”。

   第二个就是关心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或中国的现代性。作为炎黄子孙,我们需要也应该知道这个民族的未来去向,这个去向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在全球文化的多元视野中,来更好地理解自己文化的本质特点、根本习性,包括哪些是能改的,哪些是不能改的,哪些是必然要改的,哪些是改不掉的。从这个基础上来理解中国的未来方向,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现代性问题。后来出了好几本书,包括现在的“治道”问题,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展开的。

   我关于中西学术差异的比较是我研究国学的附产品;我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是我研究中国现代性的附产品。并不是刻意要去比较,只是在研究自己心中感兴趣的问题时,有了一些心得。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这么一个过程。

  

   问:您之前曾到哈佛大学进修,对西方汉学界也很熟悉,但国内学界似乎对西方汉学关注和重视程度不够,甚至毫无关注。对此,您怎么看?

   方:其实在2003年去美国之前,我对西方汉学也非常陌生,即便偶有所及,或者跟西方汉学家接触,往往也感到失望,所以当时对西方汉学也是蛮有偏见的。但是在国外期间有比较多的自由时间,就开始比较多地阅读西方汉学作品,这才真正认识到西方汉学的价值和意义。

   你知道西方汉学家通常通好几门语言,比如英语、德语、法语,还有中文和日文等,所以他们的国际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另外,这些汉学家往往对西方甚至多民族思想文化史比较熟,站在这样的背景来看中国,其眼光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时觉得我们已经习惯了坐井观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汉学家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站在域外看中国。

   我发现西方汉学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在对中西方思想文化背后深层次的差异的认识上,往往比我们认识得更深刻。我们现在很多中西文化比较,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的差异,而他们有时看到了更深层次的本质性的差异。其二,西方汉学家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述上做得很出色,他们以真正的现代语言来表述儒学或者中国传统思想。实际上,在儒学几千年的发展史上,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都是要用时代的语言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比如朱熹、王阳明都用他们的时代语言来阐释先贤。阐释得越活灵活现,其思想也越有生命力。我们中国学者在解释古人思想的时候,容易地受到文献的束缚,习惯用古人的方式来表达古人的思想,要么不能真正结合自身的体会和感受,这也导致我们在阐释过程中畏首畏尾,放不开手脚。但是西方汉学家多半善于把古人的思想以现代人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语言来表述。一是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进行语言转换,这要求他们先把中国原典消化好、转化成自己的理解。二是因为他们大多是大学老师,需要给非专业学生上课,必须做到让学生一听就懂,故必须用最通俗易懂、最契合现代人思维方式的语言来表述中国思想。

   迄今为止,中国人也许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西方汉学的体系内部去,所以有时无法真正跟人家对话。以色列汉学家尤锐就曾表示希望打破目前中国人和西方人研究同样的文献却各说各话的局面。如果能够打破对西方汉学的成见,进行有深度的对话,这对我们也是有促进作用的。若完全总是从自身看自身,那怎么能看得清楚呢?


二、思辨与实践:中西学术路径之异

  

   问:您的《中学与西学》(2002、2022)一书认为中学和西学其实并不具有可比性,《学统的迷失与再建》(2011)一书对中西学术范式异同也有相似的看法,这如何理解呢?

   方:稍微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我并不是说任何地方都不能比较,但确实认为很多时候的比较没意义。你知道我当年在西方哲学领域转过来做国学时,是多么深切地意识到国学跟西方学问的不同,深感二者完全不是同类性质的学问,目标、宗旨以及对人的要求都完全不一样。如果是同类型的学问,是可以比较的。但如果不是同类型的学问,就不能随便比较,会误人误己的。遗憾的是目前类似的比较还比较盛行。

   问:您在《中学与西学》一书中提到“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学术路径的差异,您指出西学是“知”的学问,而中学是“做”的学问,这也是梁启超、张岱年等学者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您进而区分了哲学与宗教的功用。但中国不是一直也主张“体用不二”、“知行合一”,那是否意味着西方是知与做二分的,而中学是知与做合一的,而不必以知与做来区分中西呢?

   方:以“知”和“做”来区分中学与西学,是我早年的一个想法,现在我倾向于从思辨和实践之别来区分中学与西学,思辨与实践问题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也讨论过。

   当然,关于知与做之别也可以稍作辩解。中国历史上讲的“知”往往是指仁义礼智信的“智”(wisdom),与西方哲学中的“知”(episteme,knowledge,knowing)不是对应的。20世纪英国哲学家赖尔就提出过所谓knowing what 和knowing how之别,前者是纯客观(objective)的知识,后者不是。举个例子来说,通过《说明书》我知道了如何驾车,这是一种纯客观的知识。但是,当真的学会了驾车,再说“我知道”如何驾车,这就不是一种纯客观知识了。同样是“知”,我们中国人讲的“知”是后一种“知”,它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知,内涵个人的经验、技能甚至情感等。这种意义上的“知”,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被称为phronesis,翻译成英文是 practical wisdom,苗力田先生译成“明智”,接近于中国人讲的知或智,它与希腊文episteme及其英文对应词汇knowledge涵义是有区别的。几千年来中国人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认知主义传统。我们在讲“知”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如何做,包含了“做”的意思。中国几千年的学问都是建立在实践关怀上,且以工夫为基础,所以我称为“做”的学问。

   当然有的学者说西方哲学家也很关心现实,比如马克斯·韦伯、马克思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好像西方有很多哲学家也关怀现实,注重实践。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他们都是在一个大的认知主义(intellectualism)传统里讲实践问题的,这与中国传统学问一开始就把解决方案或实践途径放在压倒一切的重心位置,是有根本区别的。

  

   当然要看到,近百年来,我们确实已经把中国传统思想知识化,早已放弃了过去几千年的功夫。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没有学到、也不能真正理解西方人从古希腊就建立起来的那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所以我们的处境其实很尴尬,一方面,我们每天都在把古人的思想知识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知识化的时候想着的还是怎么用的问题。所以我们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华,也放弃了古人的精华,这不是很可悲吗?

   问:那么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是一直都没有思辨,还是说曾经有过但被抛弃了,比如先秦诸子里面名家就是辩论高手,《墨经》就有非常多关于逻辑、辩论的内容。

   方:当然,思辨和求知传统在古人著作里不是完全没有,包括在《孟子》里面也能看到很多精彩的辩论。但是它们没成为独立的学问,始终绕着实用的目标旋转,事实上被作为工具来对待,正如孟子和告子的辩论中所体现的那样。再有,即便是名家,也未必是纯粹为了求“知”,至少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说法,名家出于孔子所说的“正名”思想,也是以治世为务的。所以先秦诸子基本上都立足于实用关怀,是高度实践导向的。直到今天,我们的学问不还是这样的么?

   问:那么,在您看来,中学或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呢?

   方:在我02年的那本书里(《中学与西学》)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儒学的宗教性,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这还涉及到如何界定宗教这个概念的问题。当然现在国内外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儒学中有非常明显的宗教性,也可以找到哲学的成分,所以很多人认为儒学可能介于宗教和哲学之间。

   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儒学更接近于宗教。尽管我承认,给儒学贴一个标签,是哲学还是宗教,都有削足适履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它更接近于哲学,还是更接近于宗教,那么我可能认为儒学可能更接近于宗教,而不是哲学。

   问:您长期关注现代中国学术的困境与出路问题,多次提到学统是个大问题,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方:自2002年写《中学与西学》以来,我一直都认为,现代中国学术至今没建立自己的常道,或者说没找到自己的范式(paradigm),以至于各说各话,各为其事。其根源之一,在我看来与照搬西方学科体系有关,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类学科体系在现代中国的全面建立,彻底替换了中国古代学问体系,颠覆了绵延几千年的教育体制;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既没有真正接受西方认知主义的精神,又没有保持中国修身立德的功夫。丢弃了原有的学统,又进不到西方的学统,变成了不中不西的四不像,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里所谓学统,我指一种成型的学术传统,认为它应代表某种独特的意义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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