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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笔谈(一)

更新时间:2022-08-27 09:28:45
作者: 王延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要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本文通过对“新清史”等所谓“新史观”的评析,指出其中蕴含的历史和逻辑错误,论述树立和坚持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必要性。

   一、关于中华民族史的几种错误观点辨析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学者以所谓学术方法、研究视角创新为由,通过歪曲史实、虚构历史等手段,提出了如“新清史”等一系列历史观,解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挑拨民族关系,干扰民族工作,影响我国治边方略,给正确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带来挑战。因此,必须认真清理各种舶来史观的不良影响。

   (一)“新清史”观

   “新清史”研究代表人物有罗友枝(E. S. Rawski)、柯娇燕(P. K. Crossley)、欧立德(M. C. Elliott)等。他们视清朝为与英、俄一样的对外殖民扩张型帝国,歪曲、解构清朝与中国王朝序列关系,提出所谓“新清史”。其错误认识如“清帝国原来不是中华帝国,而是中亚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满人汉化的概念是大汉沙文主义的产物”,“满人不是中国人,清朝皇帝只是满洲人的皇帝,不是所有中国人的皇帝”,“满人具有‘族群主权’”,“中国人只是汉人,满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等等。

   “新清史”观点虽经不起推敲,但具有一定迷惑性,已有研究者系统批驳了“新清史”学者提出的所谓新观点。汪荣祖从“新清史”论者彻底否认汉化的说法入手,系统讨论了“族群主权”、“中国人就是汉人”,以及“蒙古人、新疆人、满洲人,统统不是中国人”的荒唐论调,并在此基础上,批驳了所谓“满蒙属于‘阿尔泰文化’”、“辽东不是中国领土”、“清朝是征服王朝(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内亚帝国的一小部分”等说法,指出历史疆域和现代疆域的联系与区别。通过认真梳理,汪荣祖认为“新清史”真正的来源在日本。日本人认为“满蒙非中国”,“新清史”也说“边疆都不是中国”,这个真实的来源就有政治味道在里面。殷之光指出,“新清史”包含了关键概念的偷换与含混,尤其是边疆与民族概念,甚至呈现出非历史化的特点。田雷认为,从客观结果上看,“新清史”的种种论述都指向对中国的解构,也就是解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结论,因为“新清史”论者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自古以来的、一成不变的、凝固态的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在空间上又是超大型的政治共同体”的“中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新清史”论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也是其迷惑性和破坏力所在。

   此外,一些持有“清朝是征服王朝”观点的学者自我标榜为全球史研究者。全球史(或“新世界史”)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是一门世界历史课程,后来“演变为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历史研究中“新的史学流派”。全球史研究与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强调“比较、联系、传播、互动”,有其新颖和独到之处。全球史的主旨是“摆脱民族国家界限对历史分析和社会想象的束缚”,但是这一主旨一旦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很容易出现漠视国家、主权而片面强调所谓相互“关系”研究的倾向,也需要引起注意。

   (二)“内亚史观”与“王朝征服论”

   如果向前溯源可以发现,关于清史的所谓“新”观点或“新清史”观,不过是“内亚史观”或“王朝征服论”的延续。“内亚”指亚洲大陆闭塞的、无通向外海河流的广大地区。这一概念最初被运用于地理研究,后被拉铁摩尔(D. Lattimore)、罗萨比(M. Rossabi)、塞诺(D. Sinor)、傅礼初(J. Fletcher)等使用和发展,其内涵逐渐演变为包括语言、文化、政治、民族、宗教等内容的历史地理概念。所谓“内亚史观”或“内亚视角”,就是从游牧或草原民族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历史,重构文明史叙事方式。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学说,主张将中国历代王朝划分为以汉族为主导的本土型政权和以北方民族统治者为主导的非汉族王朝,其中非汉族王朝又可细分为渗透型王朝和征服型王朝。一些日本学者采纳上述观点,提出“满蒙非支那论”。田村实造将“征服王朝”与“游牧国家群体”相对应,将中国北方的匈奴、柔然等政权从中国历史中人为割裂,形成“中国征服王朝史”与“北亚史”平行的二元格局。在此理论背景下,“满蒙非支那论”演变为“北亚非中国论”。后来,江上波夫提出“骑马民族国家”说,松田寿男提出“干燥亚洲”论。三者共同组成了战后日本内亚史研究的理论支柱。英美学者也对“征服王朝”说重新建构,致力于压缩历史中国的地理范围,把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汉族王朝”才属于中国。罗萨比将宋朝当作中国的同义词,把与其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如辽、金、西夏等作为同等地位“邻国”看待。英国辽史学者史怀梅(N. Standen)则否认北方民族汉化论述,将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看作“外族”或“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塞诺的“中央欧亚”(Centural Eurasia)概念,把“内亚”范围延伸至东欧平原,将其作为文化统一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欧亚”逐渐成为“内亚研究”、“征服王朝”的替代词。杉山正明为《中央欧亚的统合》所写长篇导言《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连接世界史的事物》,标志着日本式“中央欧亚”史观正式诞生。所谓“中央欧亚”学派,主张在汉文、伊斯兰史料之外,使用其他调查资料和文献考古资料,进一步论证“中央欧亚”的主体性和主导地位。

   (三)族群史观

   “族群”(ethnic group)是在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或特点的人们共同体,以“族群”为角度撰写“民族史”,形成了所谓“族群史观”,或者说“后现代民族理论的民族史叙事”。

   “族群史观”的出现与“民族国家”理论相关。“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指摆脱“神权”、“教权”统治后出现的“现代主权国家”,组成主权国家的基本单元是“民族”。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西方话语体系中“民族国家”的经典定义,尽管“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并非常态”。因为国家与民族完全对应的“民族国家”十分罕见,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然而,“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是近代以来十分盛行的“民族主义”,这促使该理论成为分析近代主权国家乃至建构国际关系的一种“理想类型”。“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对于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是影响国家完整性的潜在威胁之一。

   近代以来,欧洲传统“王朝国家”衰亡,“民族自决权”理论盛行,“以民族为单元”的主权国家数量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国际移民持续增加,人群大规模流动使各国出现大量外国移民。面对民族成分日益多元化的现实,“族群”概念被提出,成为“民族”的替代品。20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国家“身份政治”运动发展,其理论和影响扩散到世界。多种类型的“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涌现,比较典型的包括“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少数人权利”理论、“土著人(原住民)权利”理论等。

   中国现代“民族”概念由梁启超自日本引入,与英文“nation”有较大差别。20世纪上半叶,我国常用“民族”概念指代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群体。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中国的少数民族识别亦是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民族观念进行的。现代“民族”含义既包括与“people”相对应的“人类共同体”,又包括与“nation”相对应的“国族”,还包括了国族的组成部分即中国的56个民族。“民族”一词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复杂多样的含义给探讨民族、民族主义等问题带来困难。

   有学者主张用“族群”概念代替中国的“民族”,这种看法虽然看到了族群概念中的文化意涵,但与中国民族实际状况不完全相符。在中国,民族是经过政府识别确定的,具有特定政策、政治意涵。将族群等同于民族,有弱化政治色彩、强化文化特性的意义。如果仅从族群角度诠释民族意涵,容易陷入文化多元主义的旋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塑造的统一体,不是简单的族群相加。对中国而言,文化不是判别民族的唯一基准,族群概念不能完整表述民族的意涵。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族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随意性甚至歧视性含义,主要指“落后的”原住民、异教徒,这与我国奉行的民族平等原则相冲突。所谓“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多族群国家”实践并不成功,仅仅把“民族”更名为“族群”,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促使民族矛盾与经济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因此,不应寄希望于用族群理论解决民族问题,也不可将族群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民族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个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从实际出发解决各自的问题。

   (四)多元文化主义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从西方流行起来,并且逐步影响世界。其核心观点是,“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这一理论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关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强调历史经验的多元性,承认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是多民族不同经历相互渗透的结果。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所有人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机会平等,禁止任何以种族、民族或民族文化起源、肤色、宗教和其他因素为由的歧视,强调文化平等、种族平等、宗教宽容和社会平等。

   国内学术界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持肯定态度者居多,其中也不乏辩证的分析。王希恩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公共政策,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是“一种民族理论”,具有“彰显文化平等、反对文化霸权的积极意义”,尤其“在维护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权益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然,该理论也存在“文化相对论”、“彰显差别和异质性”、“忽略了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存在”等问题,与文化保守主义、“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与后现代“身份政治”理论及“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相互呼应,对现代民族国家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二、舶来史观对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冲击与解构

   中国是文明古国中文化传统和文明体系唯一未曾中断的国家,“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各种舶来史观不断以理论或话语体系创新的名义,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进行攻讦、冲击,给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带来不利影响。

   (一)解构“中国”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中国”一词出现并使用了约3000年,这一概念具有多重含义,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述。但是,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到清王朝灭亡,不论是统一时期还是政权并立时期,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载体和依托的“中国”,2000多年来未曾改变。中华大地上的朝代更替、政权变迁,与事实上的“中国”同为一体。然而,“新清史”等舶来史观试图挑战上述观点。

汪荣祖分析指出,“新清史”论者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总是将中国人等同于汉人,认为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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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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