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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雪阳: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更新时间:2022-07-23 14:16:54
作者: 程雪阳  

   摘要: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家建构;天下;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

  

   作者:程雪阳,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江苏苏州 215031)。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5期。

  

   引  言

  

   人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动物。在早期的人类社会,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自然生长和发展的。按照恩格斯的研究,世界各地的人们首先是组成了母系氏族,数个氏族结合成一个亲属胞族,数个亲属胞族组成一个部落,数个部落联合成一些小民族。但是在小民族这种社会共同体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随着部落间战争频发,领地扩大,人口增加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生产部门分工的发展,氏族制度既无法有效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也难以将所有的人口(特别是移民和奴隶)都纳入以血缘为基础的既有制度之中,“国家”这种超级社会组织于是不知不觉发展起来了。

  

   对于“国家应当如何建构”这一问题,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发展出了城邦、王国、帝国、天下、民族国家等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制度模式。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民主共和理念成为时代趋势和世界潮流,即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体来说,也需要按照这种新的理念来进行社会转型和国家重构。但任何社会或民族如果希望存续和发展,就必须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了解并尊重自己的文明形态、历史与国情,确定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然后顺应时代潮流来决定自己的国家建构之路。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36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第一条第二款。2021年11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一百年形成的首要历史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分析和阐释这些重要的理论创新、制度变化,本文拟通过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揭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对于中国国家建构模式转型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相应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天下”观与古代中国国家建构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在讨论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时,首先需要明确“何为中国”。而要合理地界定“中国”,就必须回到“天下”这一东亚文明中独有的概念,因为中国人在思考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问题时,正是以“天下”为基本单位的。

  

   (一)天下与作为国家的“中国”

  

   在中华文明起源之初,中国人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上天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其通过遴选子嗣来统治天下万民。从表象层面观察,这种世界观衍生出来的国家建构理论和模式,与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君权神授”建构模式似乎属于同一类型。但深入到表象背后就会发现,基于“天下”理论所建立的“中国”极为独特。

  

   首先,虽然所有的“天子”都宣称其统治权源自上天的赐予,但中国人早在西周初年就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理论。根据该理论,“天子”虽然受命于天,但如果不尊天道、不敬厥德,那么上天就会在人世间选择新的“天子”来统治万民。与其他基于“君权神授”理论不同的是,中国的“天下”理论认为,“天”不言不语,亦不选派使者(比如教皇或先知)到人间传达旨意,其主要是通过“民心”来进行显现的。因此,“天”是与符合自然之理的公正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特征。当然,“天下”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并没有提供测度“民心”的具体方法和路径,因此“天”确实具有难以言说的神秘性。

  

   其次,在部落联盟时期,“天下”与“国家”是分离的。比如,中国的第一位“天子”少典氏族的轩辕,率众征炎帝、杀蚩尤,“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不过,黄帝只是“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并不直接统治万国。到了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周朝,“天下”依然带有世界制度或国际体系的明显印记,因为周的天子只是“天下共主”,其他诸侯不但有自己独立的领地和统治权,而且有区别于周的国号,所以此时的中国社会呈现“家−国−天下”三层结构。不过,将此时的“天下”理解为国内法层面的“联邦体制”也并无不妥,因为各诸侯国的国号、领地和统治权都源自天子的分封,而并不是诸侯国的自我确认。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并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之后,“天下−中国”已经基本从世界制度或国际体系转变成为一种国家制度,此时的社会结构开始呈现“家−天下(国)”二元对立形态。从现代法政理论层面来看,将此时的“天下”解释为“单一制”国家形态更为妥帖。

  

   最后,“天下”一词的含义多元且具有弹性,其在日常生活、文化、政治、地理空间以及哲学等层面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不过,就地理空间层面而言,其并不是无边无际、无远弗届。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天下被设定为“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区域。秦之后的历代王朝更替不断,但“天下−中国”的领土和版图比较稳定。比如,诸葛亮在著名的《出师表》中谈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时,其所指称的“天下”在地理空间层面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国版图,在政治文化层面是指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礼制秩序和政治实体。虽然在古代,“天下-中国”的具体地理边界变动不居,但其不是毫无逻辑地随意变动,而是指东亚大陆上农耕文明和礼制秩序能够达到的地理空间。

  

   (二)基于“天下”观形成的君主国模式及其弊端

  

   古代中国的“天下”观认为,既然“天无二日”,那么“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坊记》)。所以,天下应当是统一的,天子只能有“一个”,一旦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两个及以上“天子”,则应视为一种短暂且需要纠正的“变异状态”,正所谓“天子必执一……一则治,两则乱”。为了让这种理念转化为现实,古代中国主要发展出了“天子−宗法封建制”和“皇帝−郡县官僚制”两种君主制国家建构模式。

  

   “天子−宗法封建制”由西周初年的政治家们建立。在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之下,天子既是天下共主,又是所有家族名义上的最高族长,国家统治权根据“亲亲尊尊”的礼制原则进行分封建制。这种建立在族权与政权高度融合基础上的国家建构模式有其历史合理性。毕竟克商之周本为蕞尔小国,是依靠联合许多不满商王朝统治的小国或部落才获得天下统治权,而且当时的交通和信息交流并不发达,因此只能依靠分封制抵御外敌入侵,依靠宗法制维系国家内部的统一。这种“家国同构”国家建构模式确实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亲近的血缘”“强大的武力”“依靠政治行政力量分配土地等资源的井田制”等社会和经济基础逐渐消失,因此这种国家建构模式最终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为了避免“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盛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等弊端的出现,秦一统天下之后,通过“废封建,设郡县”改革建构了“皇帝−官僚郡县制”国家模式。在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之下,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直接选派官吏治理地方,因此可以有效避免地方政治势力分裂国家。但其存在两个方面的制度弊端:其一,这种国家建构模式依然建立在家族制基础之上。在具体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普通民众作为被统治的对象,负有纳粮交税的义务但没有对应的公民权利,因此对国家态度冷漠,认为“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民众中贤达之士固然可以通过举孝廉、参加科举或参军入伍等方式加入统治集团,并由此造就了一个“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的“平铺的社会”。但是这种“平铺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其依然被等级森严的礼制秩序所覆盖,而且随着皇权专制程度的不断提高,即使是最高级的官吏也被视为“皇帝的家奴”而非“国家的主人”。其二,除了王朝缔造者外,继任者们主要是依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就任“皇帝”岗位。至于继任者们是否具有从事国家治理的意愿,又能否胜任“皇帝”这一专业化强、危险系数高且任务繁重的工作岗位,该项制度并不关心,其将该问题交给不可琢磨的“天命”随机安排。因此,那些不得不就任皇帝岗位的人、强行突破“嫡长子继承制”登基为帝的人以及根本没有机会被遴选为皇帝的人来说,他们也都是这种国家建构模式的牺牲品。

  

   (三)古代中国对于君主国模式的反思与不足

  

   对于君主国模式的弊端,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并没有熟视无睹。比如,作为孔子坚定反对者的墨子就提出了“尚同”“兼爱”的理论,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而被后世称为“圣人”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也强调“人人皆可为圣人”的平等观。基于“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观念所建立的“天=厥德=民心”公式,以及上述“兼爱”“民本”和“天下为公”理论资源,我们似乎可以期待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可以发展出类似“人民主权”的观念乃至国家形态,但是这种理论推演结果始终不曾出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的理论家们只是为“君主制”国家建构模式提供了两条漏洞弥补路径,即“通过敬天保民、内圣外王规训皇帝”和“推翻皇帝后另立新帝”。

  

比如,主张“尚同”“兼爱”的墨子只是希望天子奖赏实行兼爱的人,惩罚不实行兼爱的人,其并不反对“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而是同样认为“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法家虽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其所主张“法”本质上是君主“按法治民之法”,而非“人民约束君主之法”。即使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孟子,也不反对“天子”制度,其只是希望现任天子发掘人性本身的“恻隐/不忍之心”施行仁政,并将“天子”岗位禅让给同样可能施行仁政的人。孟子确实主张“君主有过,卿室可杀之并取而代之”,但推翻“独夫民贼”之后,其认为应该另寻尧舜式的人物就任“天子”岗位。至于王阳明的“人人皆可为圣人”平等观,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而非政治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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