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磊:秦汉“君子”的制度身份、社会权势及其政治空间

更新时间:2022-07-01 21:04:04
作者: 李磊  

  

   摘要:在秦律中,“君子”为法律身份。秦律对“君子”监督管理力役、徒卒、戍者的责任及其若令史守官啬夫、其子备员县小佐等权利作了具体规定。史传所见两汉士君子的吏任多以县乡啬夫起家,这与秦简《置吏律》的规定基本一致。两汉察举制与太学制以郡国为责任单位,郡国由此成为君子仕进的重要场域。两汉之际士君子的豪强化使乡论成为选举的关键因素,“给事县廷”不再是必经的吏序。东汉后期,维护乡论的清流势力独占“士君子”名分,他们以天下为政治空间,并将“君子之望”名号化。曹魏君子士族化后,“君子—小人”之别被视作“吏—民”之别,士君子走上了通往寄生官僚的道路。

   关键词:秦汉 君子 法律 政治空间

  

   “君子”范畴除被先秦儒家在德性层面予以界定之外,亦为战国秦汉法律制度所规定。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徭律》与《置吏律》各有一例,《秦律杂抄》中有两例。新近公布的岳麓书院简〔肆〕《戍律》(184-185号简)《置吏律》(210-221号简)将君子与大夫、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并置。可见“君子”不仅是士阶层的自称,更是一种法律身份。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对为吏者的德性提出了要求,这表明君子之德内在于当日的政治规范。《史记》所记录的“君子长者”,一方面具有内在的德性自觉,另一方面又遵循律法规定。东汉推行“名教之治”,清议中的“君子”话语既囊括儒家的正名论,也隐含循名责实的刑名学。可以说,秦汉君子近四百年的生存与发展皆处于制度与道德的双重规范之下。东汉清议常将“礼法”连称,体现的正是君子所处的这两重规范性环境。本文拟对秦汉君子的制度身份进行梳理,考察法律及选举制度之下君子社会权势的变化及其政治空间的扩展,由此呈现知识阶层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及其价值。

   一、秦汉县乡场域中的“君子”

   在秦简《置吏律》中,君子具有明确的法律身份,拥有法定的权利与责任。综合睡虎地秦简与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相关条文,引述如下:

   官啬夫节(即)不存,令君子毋(无)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

   县除小佐毋(无)秩者,各除其县中,皆择除不更以下到士五(伍)史者为佐,不足,益除君子子、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年十八岁以上备员,其新黔首勿强,年过六十者勿以为佐。

   《置吏律》规定了行政体系中君子的职权,在官啬夫不存的情况下,君子以类似于令史的身份代行权责。令史为县级政府中排名较前的属吏。君子之子则在县小佐的候选范围内,拥有与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同等的选任资格。“君子”之名不是具体的吏名,不是某一类政府属吏的通称,也不是官爵或民爵中的一级,它是作为官吏预备队伍之知识阶层的专称。“君子”身份须兼具社会认同与官方认定。正因“君子”是法律身份,故而拥有“若令史守官”的法定权力,以及荫护其子候选县小佐的待遇。除法定权力外,秦律还规定了“君子”的法律责任。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徭律》《秦律杂抄》及岳麓书院藏秦简有相关记载,兹引于下:

   兴徒以为邑中之红(功)者,令图片(嫴)堵卒岁。未卒堵坏,司空将红(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复垣之,勿计为?(徭)。

   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长、仆射不告,赀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赀二甲。

   戍者城及补城,令姑(嫴)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

   戍律曰: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为除戍一更。

   《徭律》规定君子在力役劳动中负有领导与监督之责。若邑中力役之功不成,则君子被定为有罪。《秦律杂抄》34规定了君子在徒卒上宿方面的法律责任。若徒卒不上宿或上宿以后擅自下,作为责任人的君子要被罚赀。《秦律杂抄》40-41与岳麓书院藏秦简184-185对君子监督戍者筑城方面的责任,以及守官除戍的条件与待遇作了规定。综合上引秦律条文可知,在县级行政体系中,君子的地位等同于县令史,在缺官啬夫的情况下,可代行职权;君子负有管理、监督力役、徒卒、戍者的责任。

   从朝廷的立场来看,赋予君子法定身份,意在将社会势力纳入行政体系,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辅助。由于君子的知识阶层属性,将之纳入行政体系还意味着在政治场域中引入知识与德性。在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可以看到秦制对于行政伦理的明文规定。其文曰:

   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韱(纤)察, 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

   行政场域的伦理需求,是将君子纳入行政体系的重要缘由。元狩六年(前117)汉武帝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将“独行”君子以特招的方式纳入官僚集团,着眼的正是行政场域的德性问题。

   西汉县、乡三老承袭秦制,始置于高祖二年(前205)。元狩六年诏书将君子与三老并举,表明所征君子为县域、乡域的社会群体,而非泛泛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言:“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将君子、长者连称,表明了君子与长者相类的性质。在战国秦汉的制度用语中,长者与三老、父老指民间领袖,身份与官吏相对。薄父为吴人,秦朝时曾与魏国宗室女私通,似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从其死葬山阴等情况来看,薄父平生以吴地为主要活动范围,故《史记》以“君子长者”相称,意在表明他在县、乡地方社会中的领袖地位。

   除“特招”外,两汉君子有惯常的吏任之序,起点是在县、乡任啬夫。史传中所见的情况与秦简的法律规定基本一致。如《汉书·鲍宣传》所载鲍宣的吏序:“好学明经,为县乡啬夫,守束州丞。后为都尉太守功曹,举孝廉为郎”。由前引《置吏律》可知,君子获得吏职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以等同于令史的身份代理官啬夫。鲍宣以“好学明经”为县乡啬夫,正是遵循这一职任途径。《后汉书·郑玄传》载:“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郑玄八世祖郑崇曾在哀帝时任尚书仆射。《郑玄别传》:“玄年十一二,随母还家,正腊会同列十数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闲通,玄独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愿’也。”郑玄父、母家均为富族,不仅有财富积蓄,而且有文化教养。按照淮南王刘安对君子的界定,“农夫劳而君子养焉”,郑玄在任吏职之前亦属君子之列。郑玄起家为乡啬夫所遵循的也是秦代以来的吏任之序。可见迟至东汉中后期,在县、乡为吏,仍是君子履职的基础环节。正因如此,郑玄不乐为吏意味着自弃前程,其父才会屡次发怒。

   与秦代不同的是,元光元年(前134)察举制与太学制的建立,让君子有了突破县域政治的机会。君子向朝廷发展的关键结点是州郡,州郡的识鉴与荐举关乎君子政治前途。《后汉书·列女传》记载了鲍宣的仕进历程:

   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既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着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宣、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子永,中兴初为鲁郡太守。

   桓少君论嫁时,鲍宣只是跟随桓父学习的书生,按其自述,处于“贫贱”状况,但桓少君仍依其“修德守约”的德行称之为“君子”。所谓“乡邦称之”,乃指鲍宣夫妇的德行被州郡所了解并称赞,故而鲍宣才能由乡啬夫被提拔为州郡僚佐,先后为守束州丞、都尉太守功曹,并被举孝廉为郎。这是他后来官至司隶校尉的重要资历。郑玄的情况与之类似,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北海相杜密“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乡佐”即郑玄所任的乡啬夫。缘于北海相杜密的赏识,郑玄才能由高密县乡佐被召署任郡职,进而入太学受业。对于以县域为发展空间的君子而言,察举制与太学制的名额虽少,但毕竟建立了从地方社会领袖向朝廷官吏转化的制度化途径。

   二、从县到郡:东汉君子社会权势的提升与政治场域的扩大

   随着地方社会与朝廷之间政治通道的建成,商人、豪强地主纷纷以改变文化面貌的方式跻身君子之列。《后汉书·李通传》记载了南阳宛县李氏的发展情况。李氏“世以货殖著姓”,李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在王莽主政时担任郡国宗卿师,其子李通任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南郡巫县丞。后来李通“居家富逸,为闾里雄,以此不乐为吏,乃自免归”,“会光武避(事)〔吏〕在宛,通闻之,即遣轶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见,共语移日,握手极欢”。“世以货殖著姓”的李氏因文化面貌的改变(李守“初事刘歆”),而被光武帝视作士君子。

   知识分子、商人、豪强地主在地方社会的合流,对以编户齐民制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两汉之际聚集乡党、宾客起兵的多是这些具有一定文化的地方著姓。根据王彦辉的研究,东汉三国时期县域管理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乡成为税区,赋税、力役等管理事务多集中于县廷。籾山明依据长沙东牌楼出土木牍,认为东汉后期乡、亭的平诉职能已近瘫痪,地方的司法救济转由郡督邮掾负责。王符《述赦篇》讲述了东汉司法腐败的社会后果:“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王符认为即便有能力依司法程序上诉至尚书机构的君子,也难以维护权益。东汉地方治理体系的这些变化,部分动因是大姓、著姓的发展所导致的乡政瓦解。在地方治理缺失的情况下,豪强化的君子重塑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仲长统《损益篇》言:“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仲长统这一观点所针对的是“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的选士标准,但他强调了君子“为士民之长”的身份,认为朝廷应该给予“重肉累帛,朱轮四马”的待遇。仲长统认为只要取之有道,君子是有权利享受的,“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仲长统的主张反映了君子与豪强合流后的自我意识,以“士民之长”享有财富与权力。《后汉书·王畅传》记载了刘表与南阳太守王畅围绕着郡中豪族是否有权“奢靡”的一段对话: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同郡刘表时年十七,从畅受学。进谏曰:“夫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闲。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

   南阳郡为东汉帝乡,“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后在功曹张敞的劝谏下,王畅“更崇宽政,慎刑简罚”。王畅试图以“布衣皮褥”“车马羸败”的君子之道教化南阳豪族,但这一方式被刘表视作“夷齐之末操”。在刘表看来,居上位者有权而且应当比居下位者更为奢靡。

刘表与王畅同为山阳高平人,山阳与南阳是党锢之祸最为严重的两个地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范滂被释放,“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第二次党锢祸起山阳,刘表、张俭等二十四人被告发“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刘表名列天下“八及”与山阳“八顾”之列。《后汉书·党锢列传》云:“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刘表等山阳、南阳名士的观点代表了士君子的普遍看法。崇尚“夷齐之末操”主要发生在党锢之祸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0aa即时比分指数电脑版-2022世界杯指定买球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190aa即时比分指数电脑版-2022世界杯指定买球()
本文链接:/data/135058.html
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收藏
190aa即时比分指数电脑版-2022世界杯指定买球-主頁欢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