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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站在六十岁的新起点上——《学人的境界》自序

更新时间:2022-06-22 23:26:11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时间如梭,转眼我的人生旅程就要跨入第六十个年头。上中学时,听语文老师讲解毛泽东词章《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对词中“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一语可以说毫无感觉,毕竟自己那时不过十几岁年纪,时间感还不强。今天回头看,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八年,刚好是1984年,那一年我正式进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硕士研究生,踏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门道,开始新的求学征程。清晨去学校操场跑步,冬天同门五位同学围坐在指导老师林增平、王永康教授身边上课,夏天去张家界金鞭溪、广州中山大学开会,平时整日泡在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展卷攻读,看《孙中山全集》(第1-7卷,中华书局1981-1985年版),读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批阅L.J.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一幕一幕情景历历在目,现在真正能体会什么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句词意的个中滋味了!

   我的人生历程颇为单一,除了学校、学校,还是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读书到教书,一直没有离开学校,我的人生目标似乎也从没离开过学业,可以说是一名纯粹的学人。学人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定位。这样的生活可能有些单调乏味!以学为业,与书做伴,甘苦自知。人们常把大学比喻为象牙塔,意思是远离社会的尘嚣,远离世俗社会。在现实生活中与其他单位相比,也许如此。不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不像社会上其他单位分化得那么厉害,学校的阶级化却也越来越明显。古典学校的理想诚如黄宗羲所说“应该是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是政治与教育叠合为一,学校应承担相应的公共功能。现代学校朝着学科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更多强调求知的功能,教师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专业化。随着年纪的增长,自忖个人能力有限,对超越专业能力范围之外的人事日渐淡漠,行不逾矩,驰张有度,但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这种人生轨迹是走向成熟,还是渐趋萎缩,真是说不好的一件事!古代士子以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作为估衡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现今的学人则按行内体制的要求来规划自己的学业进取之路,学校越来越世俗化,学人与世人的差异大大缩小,学术专业人与知识社会人的界限日渐模糊。我这六十年,有幸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度过,赶上了祖国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大好时光。我们这一代人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推动了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敢说大展拳脚,毕竟还能持守有方,伸缩自如。比起父辈们的韶华时光大都是在政治运动或社会动乱中度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幸运多了!而与大多数的同龄人相比,打从1978年跨过高考那道门坎起,就成为“百里挑一”的一分子了,自感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

   古人称六十岁为花甲之年,在两百年前,这是一个很大的年纪。如果我们穿越到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数点风流人物,包世臣(1775-1855)八十岁、姚莹(1785-1853)六十八岁、龚自珍(1792-1841)四十九岁、林则徐(1785-1850)六十五岁、魏源(1794-1857)六十三岁、徐继畬(1795-1873)七十八岁……六十岁在那时可是很大的岁数了。我们师辈的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也已告老退休。然在当今因为生活水平的提升,个人健康状态大为改善,六十岁不仅说不上是老,甚至不能说是年纪大了。北大流行的一句话:八十岁及格,八十五岁良好,九十岁优秀。六十岁离及格水平还差二十岁,这个年岁的状态要凭据个人的身体、心态、事业多种因素才能确定。如果身体健康、心态正常、事业心强,六十岁不过是中年、壮年的时段,应该正是做事的年纪,对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我自觉所做的研究工作都不过是起步阶段,后程的路还很长,但愿行远自迩、臻于至善!最后在上帝那里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收入本书的作品按其内容分为四卷:卷一收入有关学术评论、学术史随笔、书评之类的文字。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启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我开始关注并投入这方面的工作当中,曾有心从事相关的专题研究,因此与学界同仁发生关联,并常常应约撰写书评、述评之类的文字,此卷即是这方面一些文字的汇集。卷二收入与自己教学生涯有关的文字。1995年9月我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实验班班主任,为此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和精力,这项工作不说做得轰轰烈烈,但也可以说有声有色。《学人的境界》即是我为该班班刊《新境》撰写的发刊词;《我的回顾和祝愿——北大1994级文科实验班毕业感言》一文则是我对上一届文科实验班毕业的赠言。两文算是我担负这一工作的心得感悟。1999年7月我晋升为教授,同年11月获批博士生导师资格,迄今已有二十余年,这里收入了我为指导过的六篇博士毕业论文出版时所写的序文,这六位博士生是我较早指导过的学生。可惜其中的两位(谢慧、黄丽安)在她们的博士论文出版时英年早逝,留下了令人无法接受的伤痛,这是我教学生涯中最大的遗憾。卷三收入有关纪念“五四”的文字。因身负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名声,每逢“五四”,常有一些应景的邀约,或采访,或发表演讲,或特约撰文,或应约作序,这一卷集结了这方面的多篇文字。卷四收入自己进入北京城市文化研究初期发表的一些文字。在我撰写《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专著以前,曾做过两件事:一是参与撰写《2005年北京文化发展报告》,一是主编“京华往事丛书”。算是自己投身北京文化研究的“预热”或“前戏”,很多人对此并不知晓,这卷文字为了解我当初进入北京城市文化研究领域的时间及参加的相关活动提供了线索。可以说,本集所收诸文,形式不拘、体裁多样、长短不一,大体是自己在学术书评、教学工作、“五四”研究、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四个方面留下的一些散篇文字,将它们缀合成集,可以见证自己在这些方面所做的一些可能不太为人们所知的工作。

   青少年时期缺乏时间的未来感,到现在这个年纪却多少有了时间的紧迫感。与久未相见的同龄朋友重逢,望着对方花白的两鬓,大家相视一笑,最大的感慨是:我们不知不觉就大了!可大家却不服老,也不愿以老相称,但看着自己的学生成长起来,自省已是代际传承了。少年时代的时间单位往往是以年来计算,每逢春节,与亲朋好友、老师同学欢聚一场,这时会有一年到头,开启新年的感觉。现在的时间单位却是以每学期、每季度、每个月、甚至以每周来计算了,工作安排都有比较严格、按部就班的日程表了。每完成一个学期的课程,每看到一位学生毕业论文答辩,每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都有如释重负、身心轻松之感。接下来新的任务又会顺势摆在自己的面前,这就是我的命运安排。生命的年轮就像环环相扣的发条越来越紧了!

   回首过往,一路骑尘。瞻望未来,风云难测。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不忘初心,奋勇前行!站在六十岁这个起点上,收拾行装,重新出发,开始下一个甲子新的轮回。这就算是我在第五个本命年的自勉自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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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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