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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论和平权与和谐权权能正当性的法理基础

更新时间:2022-06-06 21:08:48
作者: 莫纪宏  

  

   摘要:“和平权”与“和谐权”是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的重要人权概念和术语。“和平权”目前已经在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中得到了规范化的表述,但由于在起草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争议,故该宣言界定的“享有和平的权利”“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内涵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其要切实通过人权保护机制来得到落实,还需要作很多法理上的阐释和说明。“和谐权”概念是中国学者的独特的学术创造,目的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伦理理念引入权利制度加以规范,旨在追求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和平权”“和谐权”可以在法理上纳入传统人权理论下生存权、人格权和自由权的范畴,但“和谐权”更具有新一代人权的特性,对“和谐权”的保护需要把传统人权保障机制下的国家和政府人权保障义务与社会组织人权保障责任和公民尊重人权义务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抽象与具体、手段与目的、条件与结果有机统一的人权保护体系。此外,作为从宏观层面和政策层面整体上把握人权保护制度的特征的“抓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保证“和平权”“和谐权”进入规范化的权利体系的有效的制度平台和法理基础。

   关键词:和平权;和谐权;基本人权;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与和平与和谐相关的权利概念的学术渊源

   在汉语中,“和平”与“和谐”这两个词组中都有一个“和”字。因此,考察“和平”与“和谐”两词的内涵必然要对汉语中的“和”字作出精准的阐释,才能有效地揭示“和平”与“和谐”中的文化底蕴。“和”字在《辞海》中是个多义词,常用义为“和谐、协调”。文献可见于《礼记﹒乐记》:“其声和以柔”。故从“和”字的表象功能来看,最初是指不同声音之间的“和谐”,由此也发展为近现代音乐中的“和声”“和弦”。只有“和声”“和弦”之音才能悦耳动听,否则就会成为杂音。“和”字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得到了高度重视,“以物取像”“以物比类”,形成了与“同”的文化内涵相异的具有“和”的特征的各种文化符号或者观念学说。例如,“和而不同”,“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和”蕴含着不同事物或对象之间的平衡和统一,这种中和的概念建立在有差别的对立事物之中,“同”则是在无差别的事物中所形成的绝对同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在现代哲学语言里有着“融合”的意蕴,以“和”为基,世间万物得以和谐生存和发展。

   在汉语中,以“和”的字义组成的词组很多,“和平”与“和谐”就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词组。据《辞源》考证,“和平”意指“战乱平息、秩序安定”。《史记﹒秦始皇纪》:“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和谐”言指“协调”。《左传﹒襄十一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后汉书四九﹒仲长统传﹒昌言﹒法诫》:“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政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此处“和谐”言指行动连贯一致。由此可见,从辞源上来看,“和平”“和谐”两词都深刻地体现了“和”的文化底蕴,核心的要义是两个不同事物能够很好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运行有效的整体,这一整体的基本特征是“和而不同”,整体与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表现为“和合”,即在“和”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

   在西方语言中,现代汉语词语“和平”与英文中的“peace”相对译,“和谐”与英文中的“harmony”通内涵。根据《牛津插图辞典》(OxfordIllustratedDictionary)对“peace”的释义,“peace”即“免于或终止战争状态”8;“harmony”意指“将不同部分组合或安排成一个协调和有序的整体”。应当说,汉语中的“和平”与“和谐”与英文中的“peace”“harmony”的词义基本上是相对应的,但汉语中的“和平”“和谐”中的核心字“和”字的文化内涵却很难在英文中得到“信达雅”意义上的表征。

   将“和平”“和谐”两个汉字词组与法学意义上的“权”字结合在一起,目前来看,只是在学术层面进行相关的法理探讨,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国内法上的权利制度予以确认。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和平权”“和谐权”本身在权利构成的正当性上尚未得到充分论证,“和平”“和谐”的词义与“权利”词义的嫁接和“融合”需要法理上作出更科学和有效的阐释,而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词组拼接。

   在比较法上,对“和平权”关注得最早的应当是日本学者关于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9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上述条款确认了“和平权”的法理正当性。但从日本国内最权威的宪法学者芦部信喜教授对第9条的解释来看,芦部教授只是从“和平主义原理”“自卫权”“否定交战权”的学术视角来解释第9条的内涵,并没有直接从第9条得出“和平权”的法理推论。

   在国际人权保障层面,“和平权”已经得到了相关国际法文件的肯定,但其性质仍然处在“宣言”阶段,如何具体落实实现“和平权”的措施,至少目前在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共识。联合国大会于1978年通过《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确认了每个国家和个人都享有过和平生活的权利。在1984年,联合国大会第39/11号决议通过《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08年进一步通过了有关促进人民享有和平权利的决议。此后,随着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Open-endedIntergovernmentalWorkingGroup)的正式成立,由该工作组主导的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相关草案的审议工作便随即展开。自2013年2月18日该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和平权利宣言》的审议工作先后历经了四届工作组审议会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联合国第33/60号决议显示,“人权理事会在2016年7月1日第32/28号决议中通过了《和平权利宣言》,并建议大会根据2006年3月15日第60/251号决议第5(c)段通过《宣言》”。除此之外,该决议还说明“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第四届会议已经取消,预计今后不再举行任何会议”。至此,经历了3年有余的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审议最终画上了句号。2016年12月19日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十一届大会进一步审议了该宣言。《和平权利宣言》最终由联合国大会以130票赞成、34票反对、19票弃权正式通过。至此,在联合国体系中,和平权作为一项权利正式形成。和平权利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基于此概念,世界和平由人类追求的理想变成了一种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平不再仅仅作为人权国际化的目的,而成了人类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

   “和平权”能够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尽管在国际国内层面都有很多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但已经形成比较有效的学术讨论话题。与对“和平权”作为一项“权利”的性质认识不同的是,“和谐权”概念的提出和作为权利的正当性的学术论证只限于中国国内少数人权学者的学术努力,属于比较“小众”范围的学术命题,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学术讨论平台。据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资料显示,最早在人权意义上探讨“和谐权”的论文是徐显明教授发表在2006年第2期《人权》杂志上的《和谐权:第四代人权》一文。目前与“和谐权”相关的学术探讨论文也只有8篇,分别是徐显明:《和谐权:人权观的新发展》、姜福东:《关于“和谐权”的几点思考》、马岭:《对“和谐权”的几点反思》、李亚凝和田荔枝:《基于交叉学科视野对和谐权理论的重构》、刘青:《关于和谐权的法理思考》、邱本和翟渊明:《论和谐权的内容和意义》以及邱本:《论和谐权的基础》等。从关于和谐权的学术文献数量可以判断,至少和谐权尚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可能是学术本身的原因占主流,也就是说,在权利或者人权意义上来认识“和谐”的社会功能和制度作用可能存在着与传统人权法理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现有的法治和人权理论很难为“和谐权”提供充分的法理论据。

   不论是“和平权”,还是“和谐权”,其中心字义都落在“权”上,因此,从权利的视角来审视“和平”“和谐”的社会功能以及制度化样态,必须要接受逻辑严密的权利理论的检验,否则,就可能在学术上大大削弱“和平”“和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特征和社会功能,这也是各种创新性的“人权”理论必须要面对的基础法理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权利理论的一般逻辑构造来剖析“和平权”“和谐权”在法理上的可靠性程度,从而在学术上探索一条更好地发挥“和平”“和谐”的价值功能的法理路径。

   二、和平权与和谐权的制度表征

关于“和平权”,目前只在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中得到了规范化的表述,具有一定的制度特征。2016年联合国第七十一届会议审议通过的《和平权利宣言》第1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从而使所有人权得到促进和保护,使发展得以充分实现。”第2条又规定:“各国应尊重、实践和促进平等与不歧视、正义和法治,保障人民免于恐惧和匮乏,以此在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建立和平。”从《和平权利宣言》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来看,《宣言》中的“和平权”被表述为“享有和平的权利”(英文为:therighttoenjoypeace;法文为:ledroitdejouirdelapaix。)并且“和平权”中包含了“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英文为:freedomfromfearandwant;法文为:l’abridelapeuretdelamisère。)可见,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中对“和平权”的表述并非如汉语中的构成法,即“和平”+“权”直接构成,而是通过两个条文来表述“和平权”的内涵。从英文版和法文版的直译来看,《和平权利宣言》中的“和平权”并非是“therighttopeace”或“ledroitdelapaix”,其中插入了“享有”(英文为enjoy;法文为:jouir)。至于说“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则是“和平权”引申意义上的内涵。从“权利”的逻辑结构来看,“和平权”与“享有和平权”在法理上是有很大的价值和功能区分的。“和平权”中的“和平”对于权利主体来说,既可以是“享有”,也可以是“创造”“维护”“强化”等权利行使方式,是围绕着“和平”形成的一系列行为可能性。但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对“和平权”的内涵界定是狭义的,只限于“享有”和平权,不包括其他性质的和平行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平权利宣言》在设定人人“享有和平的权利”这一基本人权时,对设定权利的制度目标作了清晰的阐明,即“使所有人权得到促进和保护,使发展得以充分实现”。从权利之间的权能关联来看,在“享有和平的权利”与“所有人权”“发展权”之间存在着“手段”与“目的”的制度联系,也就是说,“享有和平的权利”是作为“所有人权”“发展权”实现的制度手段而存在的。这一点对于正确地认识“享有和平的权利”的权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建构作用。事实上,“所有人权”“发展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作为基本人权,必须要依赖其他权利的实现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因此,“享有和平的权利”在权能上可以视为一种实现基本人权的“条件权”,在基本人权保护体系中居于权能前置的位置,是整个人权保护体系的基础性权利。至于说“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应当是对“享有和平的权利”的实现方式的另一种规范表达形式,是消极意义上的“享有和平的权利”,可以视为“享有和平的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或者最基础的权能。“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主要是通过排除对个体“享有和平的权利”的外在威胁来实现这一权利,但“享有和平的权利”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意义上的“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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