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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新探

更新时间:2022-05-21 20:39:17
作者: 金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坚持集体利益主导的原则前提下,实现资源分配的市场决定。亦即在涉及集体利益即国家利益方向上,作为集体的人民主体要进行集中决策,体现集体利益取向。这绝非西方式的“公共选择”,而是作为人民主体利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所发挥的积极参与和主动作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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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与此相反,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党却必须有自己的利益即代表一部分个体,否则就没有正当性。也就是说没有权利和权力代表全体人民。

   ②所谓“机制性利益动力”,不仅仅是被动性地接受利益分配,而且是要有具主动性的激励兼容体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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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政府并不仅仅是“公共选择”程序中维护个体间博弈规则的“裁判员”,而是人民主体利益的直接代表,主导决策。这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性质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中国特色。

   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而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人民主体所做出的历史选择。这样的历史选择并非先验的“纯粹理性”使然,因此,时至今日中国还在不断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的艰难探索路途中。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远未成熟和完善。当年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开始,40多年来,取得了很大成就,具有了更大的信心,但也有许多未知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亟待探索的领域。从科学认识的角度看,未知的世界永远比已知的世界大得多,而且,所知越多,未知领域就越大;科学的本质不仅是发现真相(真理)和解决难题,而更是提出新的未知困惑和待解问题。这意味着,人类永远要在未知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进行决策和选择。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需要有集中决策机制来体现集体利益取向。同时,在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机制,可以广泛地体现人民作为利益个体,所具有的自主选择的市场行为特征,即分布式选择机制和创新性突破活力的系统性作用。当然,理论的可能性,要成为实践的现实性,并不断取得可持续的成效,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将仍然是要在以往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新的“摸着石头过河”。人民主体决定作用,在现实中主要以集中决策来实现,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则主要以分散决策来体现。因此,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如何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逻辑,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探索的重大议题。

   三、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市场经济为什么能推进增长?

   按现代经济学的统计估算,即以GDP年均增长率核算,人类几千年发展实现的经济增长是非常缓慢的。人类历史长河在经历了马克思所定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1%~0.2%,基本处于经济增长的停滞状态。直到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情况才大为改观。西方一些国家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和社会巨变。

   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5%~8%,甚至出现两位数的GDP年增长率。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向全球扩散,带动世界年均经济增长率提升到1%以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呢?有人说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有人说是由于科学发现和新技术发明。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即市场经济具有了资本主义的制度逻辑机理,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机制性动力。经济增长从此成为市场经济独特的属性,不仅经济增长依赖市场经济,而且,市场经济也依赖经济增长。

   市场交换自古就有,而一旦有了城市,也可以说就有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不过那是朴素的市场经济。朴素市场经济的性质是,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有用物品,包括互通有无的消费品或简单的劳动工具。这是很朴素的理性。对自己没有使用需要的东西,当然没必要费力去获取。但是,事情也不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物品一旦成为市场交换关系中的物品,就具有了商品二重性:在商品有用性,即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还具有了交换价值,否则无法进行比价计算和解决交换的对等性问题,无法成为商品。交换价值原先只是为了完成交换过程,但只要加入资本主义动机,交换价值就超越使用价值,成为真正的经济价值的本质存在,当然此时也就需要有“货币”作为载体,作为其实体性存在。这样,市场交换的目的(使用价值)与手段(交换价值)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原先,交换的目的是获得有用之物(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是获取使用价值的手段即工具;如今,使用价值成为获得交换价值的手段,而交换价值反倒从工具手段成为了交换行为的目的。

   交换目的与工具手段的颠倒,是根本的性质转变,即朴素的市场交换,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先的“仆人”摇身一变成了众人敬仰和不离不弃的“主人”——可以驾驭一切的金钱。更具关键意义的是,由于朴素市场经济是为了获得有用物品(使用价值),因此,目的是有限的,没有必要费力获取对己无用的物品,而且是“够用就行,多之无用”;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完全不同,既然获得交换价值是目的,而且社会承认交换价值才是真正的经济价值之物——钱,钱在质上是无差异的,在量上是无限度的,这样,市场交换的目的就变得具有了量的无限性。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从有限性转变为无限性。市场经济从此有了目标无限的动力机理。因此,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最重要的时代特征。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高度依赖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态势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一旦经济增长失速,就会出现许多难以忍受的不良问题。

   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相同吗?既然是市场经济,动力机制当然会有共性。世界上的市场经济有多种模式,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都有其特色,各具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动力机制也必然是互有差异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美国市场经济模式当成市场经济的样板,认为那就是市场经济的“正宗”形态。通常认为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有四个特点:第一,自私的物质主义主导,具有贪婪性;第二,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市场运行不受政府等外部强制因素干扰;第三,最低限度国家作用,政府不提供商品和服务;第四,尽可能的低税收,并且,不以税收制度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7]373。

   很显然,与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差别①。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并不以自私的物质主义为主导,贪婪性是受约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要求在个体行为中,特别是企业组织行为中含有较强的社会利益关切。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并不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强烈的个人利己主义的理性主义哲理思辨,那种哲理思辨即使植入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也会具有中国特色,即“大一统”倾向的集体适应性。市场经济机制深刻嵌入在国家的制度体系中,政治、社会的各种力量都会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着政治领导作用。再次,国家发挥积极的经济作用,可以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务,即国有企业发挥重要的生产性作用。而且,对于重大的战略性经济发展举措和建设项目,可以采取“举国体制”的方式。最后,低税收不是既定的政策原则,税收制度可以发挥重要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功能,以及调节社会和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距的功能。当然,税收对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调节作用是有限度的,税收制度对于激励各类人群和各地区的生产积极性也具有很大影响,因此,税收制度必须处理好激励兼容与干预分配之间的平衡关系。

   以上的简要比较研究就可以表明,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对美国经济模式的简单模仿。有人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的特征归结为“大市场、小政府”,也并不符合事实。即使是美国市场经济也离“大市场、小政府”的理想模式渐行渐远,近两届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势干预便可见一斑。“利伯维尔场”(古典自由主义)从来只是幻想。其实,只有在美国经济绝对强大时,“大市场、小政府”才是可能的,并受到标榜;而当需要依靠政府力量甚至暴力时,自由资本主义是不会犹豫的。美国曾经的宗主国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扩张,主要依靠的不是市场力量,而是国家力量,“大市场,小政府”并不是英美市场经济的“基因”。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其实都是因时而异、与时俱进的,也许这才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共性特征。而“最低限度干预”和“最大限度包揽”都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正常的政府功能形态。

   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动力机制更有效?这并不是由先验的理念就可以推导出的结论。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不仅是因为存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原则,而且是因为制度逻辑体系对商品自由交换的支持,以及市场交换行为对制度逻辑体系的适应性,并且,这一制度逻辑体系是由市场交换行为所嵌入的整个制度环境所决定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体系中,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具有独特的动力源泉,不仅是人的理性本能,而且有文化积淀的取向。从这一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

   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借用一句西方谚语所表达的观点:“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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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其实,美国模式的上述四个特征,只是理论设想,现实的美国模式与此也有较大差别,例如,有研究表明,美国并不符合“最低限度国家作用”的理论,相反,在美国经济中,国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现实的观察,也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所以,所谓美国模式与美国的现实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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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组织与产业政策——怎样才是市场经济的产业公平竞争秩序?

   产业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生产关系秩序。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产业组织的基本秩序必须符合这样的基本规则:企业独立决策,自负盈亏,且不能有过大的市场势力,特别是不能进行不当兼并或合谋而获得市场势力,以妨碍市场的供求均衡;政府只能作为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对不公平行为进行规制(管制),不能偏袒或对个别企业进行行政性补贴而妨碍公平竞争;价格信号是唯一的市场供求调节信号,以基于公平竞争的均衡价格来引导企业行为,企业不得进行价格操纵。所以,反垄断、反合谋、反补贴、反价格操纵和倾销行为,是产业组织的基本政策取向。这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表达。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各国的产业组织行为及政府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各具特色的。特别是各国的产业政策,选择更倾向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竞争政策,还是更倾向于实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则因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具有很大差别。如前所述,尽管在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上,是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事实上是以美国模式作为样板——来进行产业组织理论构建的,但实际上,因各国市场经济嵌入各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逻辑体系中,产业组织和产业组织政策体系更鲜明地体现了各国特色。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组织秩序和政策体系具有怎样的特质呢?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组织秩序具有市场经济共同的基本特征。总体上,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市场机制具有公平竞争的基本要求;违背公平竞争的市场垄断行为、妨碍有效市场秩序的价格操纵行为、不合理的竞争壁垒和市场保护行为(包括地方政府或行业部门的保护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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