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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西方哲学中几个基本问题

更新时间:2022-04-03 10:45:42
作者: 邓晓芒 (进入专栏)  

  

   古希腊和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说它的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我的这次讲演,想着重谈一谈古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思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如何酝酿,如何形成,最后又是如何衰落的。这种讲法的背后有一种历史感,有一个主题。希腊哲学有那么多的主题,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一个主题将其贯穿起来?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形成、鼎盛和衰亡。

   “哲学”的概念

   这个形而上学思想,在它的前期,提供了许多的条件和材料,最早的,也是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论,ontology,或者也可以翻译为“本体论”。西方的本体论其实可以在古希腊那里找到它的源头。但是在这个本体论或者说存在论定型之前,古希腊人已经做了众多的其他方面的探究和准备性的研究。一个最集中的话题就是西方“哲学”这个概念的形成,这就是所谓的“爱智慧”。在此,我要首先谈一谈“智慧”和“爱智慧”在希腊人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一讲到西方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学过一点儿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爱智慧”(philosophia),“philo”是爱的意思,“sophia”表达智慧的含义。对它的中文翻译,我们借鉴了日本人的译法,将它翻译为“哲学”。当初在日本也是几经反复,有一段译作“爱知学”,最后才定为“哲学”的。我们则将其与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哲人”、“大哲”、“圣哲”这些讲法联系起来,这些人都是智慧之人,“哲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智慧之学”。但是,对这个“智慧之学”的理解其实不太符合古希腊“爱智慧之学”的内涵,因为当我们说“哲学就是智慧之学”的时候,我们忽略掉了“爱”(philo)。哲学并非仅仅为“智慧之学”,而是“爱智慧之学”,在古希腊那里,应该这样理解才比较准确。

   既然是“爱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智慧”在古代希腊有着两种含义:一种是理论的智慧,另一种是实践的智慧。理论的智慧涉及知识,而实践的智慧则涉及技术。当然,这里所谓的“技术”是广义的,既包括人生的技术,也包括政治的技术、与人相处的技术,也包括工匠的技术。但是必须注意到,智慧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和技术,而是最高层次的,既不能归结为知识,也不能归结为技术,而是智慧本身,它才是最高层次的。所以,在古希腊的早期时代,哲人和智者是受到人们的敬仰的,有智慧的人才能被称为“智者”,但是,此后味道就慢慢产生了变化。起初,智者学派使智慧达到顶峰,他们自称为“智者”,在他们那里,“智慧”是一个最高的概念;但是接下来这个称呼却为“爱智慧”所取代,人们认为,真正的哲人是爱智慧者而非智慧者。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了“爱智慧”这一概念,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得以正式地确立下来。在苏格拉底那里,“智者”成为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概念。我们看苏格拉底的对话集,他总是找那些有智慧的人谈话,但是他却发现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智慧。苏格拉底自称没有什么智慧,不过是“自知其无知”。知道自己的无知,这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个“爱智慧者”,而不是一个“智者”,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所以从苏格拉底之后,“智者”这个词就成了一个贬义词,它被用来指代那些诡辩者和油嘴滑舌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则被称为“爱智者”。

   前面讨论了“智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爱”这个概念。在“爱”这个概念上面,体现了希腊哲学家的一种反思精神。他们将智慧归之于神,人不过是一个“爱智慧者”。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人的智慧的有限性。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因此还不能称为“智者”。人不过是一个“爱智慧者”,这表明人对于自己的认识、对于自己的精神,有着一种反思的精神,既谦虚又不知足,要去追求,追求一个永恒的东西,追求智慧的大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思的精神很重要,它体现了人的一种反身性和一种能动性,也就是反过来考察自己:自己作为一个据说是有智慧的人到底有多少智慧?这种反身的能力体现了一种自觉的能力,一种能动性的能力,能够自己考察自己,自己追究自己。所以西方哲学在古希腊那里,尤其是在苏格拉底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历程,这就是说,每一代的哲学家对于自己的智慧都不是绝对相信的,都要对其智慧加以考察,都要对智慧加以进一步的追求,真正的智慧存在于彼岸。这在古希腊,无论在苏格拉底那里,还是在柏拉图那里,乃至中世纪,都是如此。在中世纪神学中,智慧乃是上帝的专利。所以上帝禁止亚当和夏娃吃智慧的果子,人没有权利吃智慧之果,否则就犯了罪。人既然吃了智慧果子,就有些像上帝。但是智慧之果毕竟不是人能够吃的,人通过他的罪行触犯了禁忌,所以他们将智慧放在很高的地方,人的有限性是不可能穷尽它们的。

   由此导致他们对自己的知识有一种反省,这教导人们,不要以为自己穷尽了一切,不要认为万物都在自己心中,只要“反身而诚”,就能“乐莫大焉”,整个宇宙都在你心中,这样的观念在西方到苏格拉底以后就不这样看了,人是有限的。

   前两年国内有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假问题,因为它首先就没有将“哲学”的概念搞清楚。其实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中国“爱智慧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如果将西方“哲学”的概念还原为西方的“爱智慧”,那么中国是没有的。中国有智慧、有智者、有贤人、有真人、有智慧之学,但是却并非“爱智慧”。哲人不是爱智慧之人,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去达到别的目的。比如说“治国平天下”,比如说顺从自然的规律、天道,以解除人生的痛苦,都是一些关于人生的很实用的目的。但是对智慧本身,中国人是不爱的,相反还要清除这种爱、清除这种反思,只要有这种反思,就表示你不真诚了。最真诚的人,在中国人眼里是不反思的人,是与天道自然合一的人。中国传统就有这样一些特点,当然我们今天还讲“中国哲学”,乃是在一种很宽泛的意义上。如果将哲学理解为“爱智慧”之学,那中国人当然没有,中国只有“智慧之学”。如果更广泛地扩展一下,哲学不仅是智慧之学,哲学还是聪明之学,或者说哲学还是一般的关于人性或宇宙的高层次思考,那就不光中国有,即便是最原始的民族也都已经有了。因而,如果我们谈中国有没有哲学,那就应该将哲学的概念先限定一下,我们谈的是在哪种意义上的“哲学”。

   所以,如果你认为哲学是指西方的“爱智慧”,那中国人是没有的。因此,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并没有说错。但中国人便觉得很丢面子,感觉西方人有哲学,而中国人没有。其实,如果将哲学的概念放大一点,那中国人当然也有啊!“哲”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中国的概念,它当然可以成为一门学问。以上是我对“智慧”和“爱智慧”的简单讲述。

   “形而上学”的概念

   第二个要简单介绍一下的概念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是逐渐形成起来的。“爱智慧”这个概念最开始的时候是无所不包的,虽然它的层次很高,但是它的领域涵盖一切,包括自然哲学,包括心理、精神、灵魂学等所有的在内。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区分出来三个层次:一个是数学,一个是物理学,第三个是“第一哲学”,“第一哲学”又被他称之为神学。

   “第一哲学”又有一个说法,叫做“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meta”是“在……之后”的意思,“physics”是物理学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数学与物理学之后有一个“第一哲学”,这是后人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文献时,把那些讨论最高层次的问题的稿子归到一起,放在物理学之后编成一册所起的名字,中文译作“形而上学”。这个“之后”虽然是放在后面,但并非不重要,并非其次,而是最高的学问。最高的学问要放到最后讲,这也是反思精神的一种体现。最高的学问只有当你将前面的那些学问都学了之后,才能去追求它,它是超出所有你能够触摸、能够具体把握到的那些知识的,它是一切学问的前提。也就是说,你学数学也好,学物理学也好,所有这些学问的前提其实是形而上学。如果没有形而上学里面讲的那些道理,你是无法去探讨数学和物理学问题的。

   所以我们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哲学里的一种反思的精神,一种颠倒的精神,一种回溯的精神。通俗地说,就是你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自然哲学,比如数学和物理学,都是知其然,但是它们何以可能?后来康德哲学就提出了这个数学、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是要追问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哲学,所以形而上学作为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是通过反思而获得的,而不是说一开始就要求人们清除杂念,将心灵打扫干净,“诚者天之道也”,“反身而诚”就可以把握“天道”,这种做法将问题简单化了。形而上学要求先掌握具体知识,比如柏拉图的“学园”,一进门就要先学几何学,据说“不学几何学者,不得入内”;然后是音乐、体育,再就是物理学、国家学说、政治法律等等;此后不断上升,讲授道德和美的学说;最后才能够教授最高的学问。前面学到的都不能丢,不是要清除掉的东西,而是要经过要掌握的东西,所以这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科学的模式。

   所谓科学就是分科、分层,这是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特点,中国则在近代以来才引入西方科学。中国过去的科学是不分层的,即便有层次最低和最高的,层次之间也没有截然的划分,而是合一的,所谓“天人合一”嘛!哲学、“形而上者谓之道”,但是它就体现在‘旧用”之中,也就是日常生活中,体现为为人处世的一些“道理”,没有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这种回溯,以及这种关系的“颠倒”,先学得的东西被颠倒为在后才能发生的东西,先学的东西都成为结果,后学的东西才是它的原因,这种“颠倒”精神是西方理性精神的实质。西方理性精神实质上是这种颠倒精神,将后来呈现的东西看作是更为根本的、更本原的。以上是对形而上学概念的一个基本介绍。

   西方形而上学形成的条件

   第三,我想谈谈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条件,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会产生这种“物理学之后”。

   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求知欲。知其然不够,还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要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这种追求往往出于一种对宇宙的“惊异感”,这种惊异感促使人类去认识宇宙,搞清楚宇宙的秘密,这种惊奇感(惊异感)就是爱智慧的“爱”。对宇宙万物的兴趣,体现为一种追求,就是“爱”。希腊人把这种追求看作人的本性,人就是要追求新奇的东西,追求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他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所指向的对象,是形而上学产生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他们对语言的重视。从古希腊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哲学对语言是越来越重视。他们认为在语言与对象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语言中的东西与现实世界中的东西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语法、逻辑与世界的现实结构是对应的。在现代哲学中也有很多人主张这种观点,比如说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语言分析哲学认为自己讲的就是客观世界的结构。这种看法的前提是主客二分,即主观拥有的东西在客观方面也有对应的东西,知识就是观念与对象相符合,知识的结构必须符合对象的结构。

   于是,对语言、命名及逻辑、语法的重视,加上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爱),合起来导致了西方古希腊以来哲学的发展。在这个发展历程中,爱是作为一种动力,对语言的重视则使哲学呈现为一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过程。因为需要借助于语言、语法、逻辑来表达世界的结构,“爱”则使这种逻辑结构处于一种“演进”之中。所以后来黑格尔把哲学史看成是范畴的逻辑演进。在古希腊,这种逻辑演进是由希腊人对个体自由、个人兴趣及精神的追求引发的。这种追求是好奇的、求知的、超功利的,除了好奇没有别的目的。这是一种个体自由的追求。同时还有对语言的重视,作为前提,语言被推到了神圣的位置,语言是逻各斯,逻各斯是神圣的,是上帝的话、神的话。把语言抬到这个高度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的儒家、法家也讲“正名”的学说,对语言也有一定的重视,但这是表面的。正名的目的不是为了“名”本身,不是为了语言,而是为了现实的规范,“正名”是为了“正实”。所以中国人对语言从来不是很重视。但是在古希腊,像后来的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语言是存在的家”就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涉及人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正名、命名的问题。中国古代正名主要是命名的问题,就是怎么称呼才“名正言顺”。古希腊的语言主要不在于正名,而是着重于语法和逻辑,名词、言辞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有定义问题。这都是古希腊契约社会的一种体现,古希腊的城邦是建立在契约至上原则之上的,而契约必须要有逻辑,要清楚,不能有歧义。所以语言、逻辑、清楚的概念都是契约社会的一种保证,这说明古希腊人重视语言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他们通过语言、演说来搞政治,通过成文法来规范行为,通过契约来做生意。

   所以,以上讲的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缺乏的东西,一个就是缺乏求知欲,从小就把孩子的求知欲、好奇心压抑下去,孩子必须按照家长、老师规定好的去做,忽视了人对智慧的爱,智慧成为一种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而爱智慧本身就被看成空泛无用的,落不到实处,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另一个是对语言的忽视,在中国传统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是忽视语言的,更重视的是语言背后的东西,一种内心的体验,而西方人重视的是语言本身。

  

   本文选编自《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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