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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使命与写作风格

更新时间:2022-02-24 10:13:27
作者: 程美东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上总其颁布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的共同使命就是总结经验教训、开创关好未来。其写作风格就是认真汲取经验教训;语言凤格上积极向上、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痛快淋漓干脆利索;写作框架上采取总分、总的框架结构;着眼于解决分歧,实现团结;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阐述问题。《历史决议》是实现党的重大历史问题认识上思想路线统一的基础,为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直接依据,为防止各种违背组织纪律活动的产生提供了鲜明的历史借鉴,为党的历史问责提供了直接政治依据和方法指导。

  

   关键词: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复兴;十九届六中全会;纪律建设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每到重要历史节点就制定《历史决议》。在一定的历史关节点制定历史决议,总结经验教训,鼓舞全党士气,凝聚全党力量,坚定未来发展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总共颁布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决议。这三个决议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是具有长期基本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其战略眼光深远、其写作结构严谨,其文字表述准确简练。可以说,三个历史决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根本性的政治文献,也为党的文件写作提供了经典模范。深入研究这三个历史决议,对于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本文拟从历史使命和写作风格两个方面研究三个历史决议的特色,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这三个历史决议的一些共性特点。

  

   一、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使命:总结经验教训、开创美好未来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从党成立到抗战初期党的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尤其对于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四次大的错误一陈独 秀右倾错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左”倾错误和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这个决议重点是总结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三次路线错误的经验教训,因为这次错误使得中国革命事业遭受的挫折极其严重,几乎断送了革命事业。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解决。后来又出现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共中央一直无暇顾及此事。直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尤其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局面逐渐形成,中共中央在陕北相对稳定下来之后,才有时间和精力来认真思考我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教训问题。

  

   1937年3月,刘少奇在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指出:“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的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十年来的错误,一贯是‘左’的"[1]。同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人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2]刘少奇可以说是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早地公开批评十年内战中“左”倾路线错误、并且作了初步经验教训总结的领导人。

   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后就不断遭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对于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深有感触,尤其对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危害更是刻骨铭心。但是,一方面中央一些具体决策过程、内容他缺乏系统研究,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大局,他一直没有系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9年前后传人我党后,其中突出论及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对于联共党史发展的影响给予毛泽东总结中共党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很大的启发。1940 年,他在召开中共七大的准备过程中,收集、学习和研究了中共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在1940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集中地阐述了他对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的认识。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使得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犯了路线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有些领导人不同意十年内战后期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为了团结没有在会议决议中提到路线错误。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编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系统清理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做好思想认识的准备工作。在学习这些文献的基础上, 1941年9-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参会者都对十年内战时期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错误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了这个期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验教训。1941 年底,毛泽东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简称《历史草案》),对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作了集中系统的批评。1944 年5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任弼时负责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同年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1945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经过党中央多次讨论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于建党24年以来,主要是遵义会议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客观的总结。这个历史决议的宗旨不是要纠结于党的历史发展的细节,不是着重追究个别人的领导责任,而是为了弄清问题、解决路线是非问题,直接为抗战建国服务,使党的事业发展得更加顺利。实践证明,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这个目的完全达到了:该决议通过后不到半年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仅仅四年,我们党就打倒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没有这个决议统一全党认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七大后实现空前的团结,也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从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战胜强大的敌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深刻总结了1949- 198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党在特殊时期必须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做出说明的一个重大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之所以在当时汇聚全党智慧制定这一决议,就是当时全党干部群众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了很多的疑惑和分歧,这种局面带来了党内思想状况的混乱,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为了消除这种思想混乱,实现党的真正团结,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党中央毅然决然地集中精力开始了在党内高层进行新中国建立后历史问题的大讨论,为新的历史决议的科学制定打好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个决议的核心是要解决几个大的问题:其一 是科学准确认识党领导新中国32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成就问题、总结正确的经验;其二是深刻总结1957年后2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及其教训;其三是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邓小平对于这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提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宜粗不宜细”等写作原则,就是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分歧、实现团结、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个历史决议从十个方面专门总结了建国32年的历史经验。比如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等等。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前,党中央已经开始在全党范围有步骤有分别地对党史问题进行初步的总结,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就是对党的历史问题进行的新的认识和处理。从“文革”结束到198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集团性冤假错案近2万件,全国改正右派54万多人,复查处理“四清"运动中的案件60余件,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80万人,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这些冤假错案绝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对于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其实都是对于党史问题的再评价。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对于新中国建立后30年间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总结,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提出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这个讲话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党的领导的成绩:“总体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样,依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但对建国后党所犯的一些错误也作了空前的总结,明确承认了反右和大跃进的错误,认为“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人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讲话对于“文革”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指出:“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41这个讲话可以说为两年后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写作定下了基调,对于这段历史中最沉痛的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作了明确坚决的规定。

  

从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到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程已有40年,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开辟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已有43年。这43年是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顺利的时期,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经有过波折,但没有出现方向性、战略性失误,总体上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实践的成效是巨大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了极其辉煌的一页,为我们党进一步 健康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个宝贵的经验需要我们及时地继承和发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也需要对于整个党的历史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一个 系统的总结,所以出台一个新的历史决议来总结过去和激励未来就成为大势所趋、党心所望。前两个历史决议主要着眼于历史问题,这个决议主要着眼于历史成就和经验。写作取向上,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与前面两个历史决议相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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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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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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