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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

更新时间:2022-01-20 23:26:51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占据主流地位的英美“市场主义”理论将所有市场交易等同于平等互利的贸易,并认为它必定会导致社会分工和划时代的劳动生产率发展。这是个单一化、理想化的建构。它抹去了帝国主义下的不平等贸易,也无视全球化经济中的霸权金融资本之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廉价劳动力的实际。它更完全无视市场经济中广泛存在的产商贪婪行为,以及消费者中常见的不理性弱点。从中国经验出发,我们才会关注到诸多不同于主流市场主义的现实,包括长期以来在城乡差别下的“榨取型”单向贸易,以及人地压力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之“内卷型商品化”。从新中国经济起飞的发展经验出发,则还会看到与市场主义“无为”国家虚构对立的,国家积极介入和参与经济,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紧密结合与互动的实例。我们更能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遗传和市场经济,民生服务和私人逐利两双理念和机制的互动,需要建立新型的政治经济学来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不平等的市场交易、榨取型和内卷型商品化、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互动结合、新型的政治经济学

  

   以兼顾专业上的权威性和表达上的简易性著称的《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有两篇关于“市场经济”的词条,一篇为《市场》(Market)(Robinson, n. d.),出自以“后凯恩斯主义”著称的顶尖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另一一篇为《经济体系》(Economic System),其中包含以“市场体系”为题的内容(Boettke, n. d.),则来自一位美国中青年的主流市场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副教授,彼得·波特克(Peter J. Boettke)。[①]两者对照,正好为我们展示了经济学界常见的一些主要意见和分歧。本文借助他们的两篇文章来对这个巨大的题目做出选择性的界定,同时,也将他们当作陪衬和对手来澄清一些概念,并争取用同样平白的文字(而不是众多的学术专业词汇)来说明一些中国经验的理论含义。

   一、中国历史中的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

   (一)前现代小商品市场

   正如罗宾逊所说,历史和现实中有众多不同类型的市场、商品经济,不可一概而论。首先是马克思所谓的前现代小商品(petty commodities)市场,主要由个别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的交易组成。几代的优越研究和理论概括,从恰亚诺夫(A. V. Chayanov)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到波兰尼(Karl Polanyi)和沃尔夫(Eric Wolf),再到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和费孝通[②],探究了小商品市场。他们大多说明小商品市场具有社会嵌入性,不可仅凭古典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认识。在中国,那样的交易可见于长期以来的高度社区化的“集市”,从明清时期到近现代仍然是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还占有一定的比例。我们思考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过去和现在都需要考虑小农经济中的小商品经济,它的长期顽强存在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诸多不同方面之一。然而,主流经济学家的波特克则将那样的商品经济笼统表达和论述为全球“前现代”商品经济,认为它已经完全成为过去,与今天的“现代”经济没有关联。(Boettke,n.d.)

   (二)榨取型市场经济

   罗宾逊则在小商品经济之上,进而指出,还有由地主 / 领主(而非直接生产者)卖出其所收取的实物地租而推动的商品经济。她并没有将那样的市场行为冠以某种名称。(Robinson, n.d.)笔者则根据明清时期到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将其表达为一种“榨取推动的商品化”(extraction-driven commercialization),以区别于买卖双方平等交换的商品交易。(黄宗智,2014,第2卷)[③]

   这个概括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解中国长期以来的商品经济实质的非常重要的一面:它主要是一种单向的商品流通。明清时期和近现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中的最大宗交易乃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剩余粮食换剩余棉布(包括经中间商乃至于长距离运输)的交易。(棉布和粮食对中国经济的关键性也可以见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布票和粮票制度。)从农村与城镇之间的贸易来考虑,它主要由农村输出到城镇的商品来组成——除了粮食(特别是“细粮”)之外,还包括肉禽鱼、(优质)棉纱和棉布、生丝(当时农民仅穿着棉衣,罕用丝绸衣着)等。反向的从城镇输出到农村的则只有较少量的商品。根据20世纪的满铁实地调查资料,农民日常使用的简单小商品,如酱油、糖、盐、食油等,在华北农民购买的所有商品中大约仅占10%,在较富裕的长江三角洲约占20%(还有少量的烟草、茶、酒等)(黄宗智,2014,第2卷:表6.2,6.3,6.4)。那样的交换不是一种对等、双向的城乡贸易,而是一种,从普适性市场主义经济理论视角来看的话,“畸形”的,主要是单向的由乡村输出给城镇的贸易。那样的“城乡差别”下的市场经济一直延续到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见于今天中国这个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中。

   那样的发展经历与波特克所转述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商品经济模式十分不同。首先,斯密在1776年所建构的城乡、地区与国际间双向的平等互利贸易模式,所依据的是英国在18世纪率先同时经历农业革命和初始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城乡双向贸易。当时,(根据大量的遗嘱记录而被证明)农村从城市购买的产品包括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台布及银器等(Weatherhill,1993:尤见219-220,表10.2及表10.4),与中国的经验十分不同。那样的城乡双向贸易仅能代表当时英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城乡双向市场经济国家的实态,乃是比较特殊的经验。我们不可以像波特克那样将其虚构为普适或必经的经验或道路。它显然不符合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小农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

   (三)内卷型市场经济

   与榨取型商品经济和城乡不对等贸易直接相关的是,笔者研究中特别突出的明清以来的“内卷型商品化”。在中国越来越沉重的人地关系下,小农户只能转向劳动密集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地从事单位劳动报酬递减的商品型农业生产:在长江三角洲主要是逐步从已经是高度劳动密集的水稻种植转入按亩需工18倍于水稻劳动投入的棉花-纱-布生产,来换取当时市场条件下的约三四倍的亩均收入;或从水稻种植逐步转入需工9倍的桑-蚕-丝生产(丝织用具比较昂贵,仅在城镇进行),来换取也才三四倍的亩均收入。根据国内优越的经济史实地调查、访问和文献研究,那样的以农村剩余棉布(和蚕丝)换取剩余粮食的商品交换构成了当时全国商品经济的主要部分,大约相当于其总量的4 / 5。(许涤新、吴承明,1985;徐新吾,1992)

   这种变化给小农户带来的亩均三四倍的收入,是用其全家,包括妇女、老人、儿童,投入亩均18倍劳动量的棉花-纱-布生产,以及9倍劳动量的桑-蚕-丝生产来换取的——笔者称之为“农业生产的家庭化”,是内卷型商品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带来的是进一步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但绝对不是斯密所描述的英国进入现代经济发展中那样的城乡双向商品经济,以及伴之而来的分工和发展,并由此进入单位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螺旋式上升的现代型发展。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的开宗明义的实例是,没有社会分工,十个人一天可能都生产不了一根需要18个不同生产环节的针,但经过分工生产,十个人一天便可以生产48000枚,从而导致现代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业产业的兴起。(Smith, 1976 [1776])18世纪长江三角洲所见的则主要是从农村单向地输出优质农产品到城镇的商品经济,较少反向的商品流动。因此,笔者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亦即农业“内卷化”和“内卷型商品化”。之所以说这是“没有发展的”是因为,劳均产出的上升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含义,“内卷型商品化”则指使用极高的劳动投入密度换来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商品化和市场经济,展示的是单位劳均报酬的递减而不是剧增。它是中国革命中所谓“三大差别”的一个核心内容,而不是被斯密模式化的平等互利商品经济及其导致的螺旋式现代工业发展。

   罗宾逊没有考虑到中国那样程度的人地压力下的商品化,也许是因为,18世纪英国的户均耕地是150英亩,即900华亩,而清朝中国长江下游的户均耕地仅为10亩。对她来说,中国的人口相对土地的密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毋庸说,经典自由主义学者波特克则完全无视所有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

   二、“现代”型市场经济

   (一)斯密型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从中国历史实际的视角来思考国际间的“市场经济”,和从18世纪后期的英国或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视角来思考国际“市场经济”,是十分不同的。它迥异于斯密所打出的经过理想化的平等互利国际和城乡市场经济模式,即(模式化地来说)如果甲地(由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产品A,而乙地能同样低成本地生产产品B,两地交换无疑对双方都有利。多边的贸易当然更加如此。

   在斯密1776年著作《国富论》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他关于国内和国际贸易的理想化建构首先是为了批评当时主流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即由国家组织贸易公司以赚取更多的金银,与其他新兴民族国家竞争,甚至交战。他建构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和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模式,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新兴的企业从政府、贵族手中争得更多的自主权力和权利,相对当时英国的情况来说,既有一定的经验依据,也有被片面化和理想化的方面。(Smith,1976 [1776])

   斯密所阐述和建构的18世纪英国市场经济,之后被经济学家们设定为普适性的经济规律,被波特克那样的主流经济学家等同于所有“现代”的市场经济。它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先后占据全球霸权的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主流建构为一种统治意识形态,声称其乃客观的、“科学的”,“普适”真理,其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具有权威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相对罗宾逊论述的多种不同类型的历史实际中的市场经济,波特克争论的则是,那样的模式化和单一化的市场经济乃是“现代”世界所特有和必须的,是“普适”的真理。

   根据他的论析,主流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说明,市场经济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经过其所有成员的自主、自由的消费抉择而形成的纯竞争性体系,是通过平等互利贸易而推进发展和最佳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唯有那样的自由主义贸易,才可能促成、推进社会分工,而后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的生产而大规模提高现代的劳动生产率。波特克断言,那样的纯竞争性市场必定会导致经济整体达到需求与供应间的平衡,将会按照经过自由市场竞争而定的价格来促成最佳的资源配置,促使经济整体进入螺旋式现代发展。

固然,波特克也提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在大萧条中出现危机,并产生了提倡国家更多地“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虽然如此,他继而非常自信地宣称,之后,由于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之后过分干预经济而出现偏颇,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卷土重来,形成“新自由主义”,再次成为今天所有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在他看来,斯密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市场主义理论,乃是人类经济史中的“普适”真理,是“现代化”的终极意涵。言下之意是,它是在全人类中已被完全证明的普适经济规律,甚至还是“历史的终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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