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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抉择

更新时间:2021-10-28 15:56:07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内部急剧酝酿“求变”的浪潮。外有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人,他们在清廷之外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活动。内有清朝自身开始宣布“新政”,将预备立宪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二者之间游移的士人学子,他们的的政治动向虽受到内外的约制,但他们的动向却构成风气转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内外两种力量的搏斗和较量中,“中间力量”的归趋常常对时局的变化、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初的十年间,这些所谓“中间力量”包括地方士绅、名流、新兴的社会阶层(如商人、留学生、新型企业主)等,甚至对清朝忠诚度有限的汉族官吏、新军也可囊括在内。严复是这股力量的思想代表,他一方面寄希望变革,但又不愿意革命,因此与革命党人和在海外活动的保皇党人保持某种程度的关系;一方面对清朝并不抱多大希望,而是尽可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拓展新的生存空间,以发展自己的实力。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社会走向或趋向往往取决于两头的抉择,而社会的平衡度则有赖于中间力量的合作和选择。“中间力量”与内外两种力量的互动成为清末新的政治格局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文借以考察严复在清末活动的一个新的视角。

   1、走出体制外的抉择

   1900年6月下旬,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尽毁天津机器局和北洋水师学堂,严复遂由津转沪,从此脱离了他在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北洋水师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近两年间,严复虽未被牵连,但心情沉郁,颇感人事两茫。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实际上意味着他摆脱了现有体制对他的约制。

   7月26日,严复参加了唐才常等人在沪上策划召开的“中国国会”,并被举为副会长。“中国国会”的成员成分复杂,意见不一。由容闳起草的对外英文宣言宣布:

   中国独立协会(即自立会——引者注),鉴于端王、荣禄、刚毅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拳以败国,是以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之乐利,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生命财产,均力为保护,毋或侵害,望我友邦人民,于起事时勿惊惶。[1]

   这份宣言据说由严复“译成汉文”。“中国国会”所存时间短暂,但它的成立和标榜“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之主张,实际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序幕。

   1900年7、8月间,严复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名学会”,并自任会长。此后一段时间,严复常往“名学会”演讲,前往听讲的孙宝瑄在其《忘山庐日记》对此常有记载。[2]

   1901年5月上旬,严复应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之邀,赴天津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一职。此职虽属虚衔,实权操诸英人手中,但给严复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每月五百银元。[3]严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寻求个人出路,亦曾自谋开矿,没有成功。现在他得以参与经营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4]任职期间,1904年12月他随张翼赴伦敦,在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游览三个月。这是严复继出国留学后又一次赴欧之行,前后相距近三十年时间,严复借此行“重游英、法两都,得见儿、媳,差为可乐;至于馆事,颇令人悔”。[5]因对张翼之为人深感失望,遂在1905年1月底离开张某,辞去其所任华部总办一职。3月1日严复致信张元济,告称:“复此行毫无所得,惟浪费三千余金而已。”“一家十余口,寄食他乡,儿女五六,一一皆须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真不知如何挪展耳。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此事俟抵家时须与□长从长计议也。”[6]从欧洲归国后,严复遂将其精力主要投入学堂和译事两大领域,“开报”之事并未实施。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其人际关系网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举凡教育界、出版界、翻译界、朝野上下及新旧士人圈,严复都有广泛的联系。这一方面固然与严复个人知名度提高、社会声望扩大有关,因而其活动范围明显亦随之增大;另一方面也与新兴的社会阶层日益活跃的社会活动,相互之间的联系、互动加强亦有关联。严复在清末十年间,其活动地域与从前主要局促于天津不同,扩大到包括北京、上海、安庆、南京等在内的南北大中城市,时南时北,国内国外,奔波不已,真正成为一个集思想与活动、著述与行政于一身的大家。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士人被迫出走或愤然离开官场;庚子事变以后,许多地方汉族官员和实力派人士与清朝的关系亦若即若离、渐行渐远,原有那种对清朝的忠诚关系实已不复存在。清朝政权真正面临土崩瓦解、分崩离析的危机。

   2、在教育转型中获取新的权势

   严复在清末十年一项引人注目的工作是参与新教育事业的创办,这是当时许多学人士子乐为参与的一项活动,也是他们极力拓展的变革事业。在1902年5月发表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中,严复表达了急切发展新教育的意见:“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干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7]严复的这一看法反映了当时具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意愿,实为这些人拓展新教育的思想动力。

   严复与新教育机构发生关系者主要有:京师大学堂、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这些学堂的建设成为一批具有革新倾向的新型知识分子心营目注的所在,也成为他们掌握的新的主要资源。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的关系,始于1902年2月被聘任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初因吴汝纶不肯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自己亦随其后不肯赴任,3月才同意应聘。对此梁启超曾有所评论:“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总教习吴君挚甫、译书处总办严君又陵,闻皆力辞。虽然,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两君稍自贬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8]可见当时海内外士人对吴、严期望甚殷。而吴、严不肯就任,表现了当时怀负革新之志的士人与清朝的关系由过去的忠诚合作演变为若即若离的保持距离。6月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开局”,严复正式上任,手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章程分局章、薪俸、领译合约三项,其中《局章》第一条规定“现在所译书,当以教科为当务之急,由总译择取外国通行本,察译者学问所长,分派浅深专科,立限付译”。《薪俸》规定“总译一员,月薪京平足银三百两”。[9]《章程条说》对译书局的译书范围也作了相应规定:“原奏译书事宜,与两江、湖广会同办理。但外省所译者,多系东文,今拟即以此门归其分任,庶京师译局可以专意西文。间有外省翻译西文之书,应令于拟译之先,行知本处,免其重复。”[10]可见,译书局以译西文书籍为主。严复在译书局任职达两年之久,至1904年离职赴沪,他与译书局的关系实际告一段落。[11]民国元年,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末任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遂转任首任校长,此为后话。

   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是在其1905年5月从欧洲访问归来以后。他甫抵上海,即与张謇、熊希龄、萨镇冰、熊元锷等28位社会名流被聘请为复旦公学校董。此后,帮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共筹新舍”,制订“本学教授管理法”。严复被推荐为总教习,坚辞未就。[12]7月23日《时报》刊登复旦公学启事:“震旦”更名“复旦”。“本学教授管理法,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评定,并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一切续行刊布。”一月以后,复旦公学首次招生,由严复与马相伯两位主持考试,报名者500余人,仅录取了50名。9月14日,复旦公学在吴淞正式开学。1906年11月29日复旦诸生致书严复恳请为之监督(校长)。而严复此时意在办上海女校,对兼顾两职颇有疑虑。12月6日他在南京面见两江总督端方时,当面提及此两事:“一是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又力劝此老兴办上海女学有完全国粹教育者。此二事渠皆乐从,且云为费有限,总可出力云云。”[13]严复担任复旦公学监督后,因同时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故时常来往于上海、安庆、南京之间。其工作之繁忙可以想象。严复致信朱夫人抱怨道:“吾在此间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14]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约一年半。1908年4月,严复作诗云:“桃李端须著意裁,饱闻强国视人才。而今学校多蛙蛤,凭仗何人与洒灰?”[15]对复旦公学充斥“蛙蛤”之状颇感灰心,遂生辞意。他上书端方,告以复旦公学现状,并坚辞监督职,举夏敬观自代。[16]

   严复与安徽高等学堂的关系始于1906年3月,此时恩铭接替诚勋为安徽巡抚,派姚永概赴沪聘请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一职,严复接受了该职。随即严复到达安庆,并偕姚永概到上海物色教员。4月安徽高等学堂召开欢迎会,欢迎严复就职。[17]初到任的严复与人谈及该学堂的状况:

   高等学堂起,盖费银六万余两,云系新任上海县某大令所定之图。虽未遽臻合法,然规模尚宏敞,讲堂、学舍、宿所、餐间亦颇完备其物,则吾始料所不及者也。管理皆由绅士,全省学务处即在其旁,大家尚谨慎将事。或云腐败之尤,其言过矣。独至内容功课,实无可言。学生西学程度极浅,此则由无教员之故。经史、国文、舆地种种,虽有人课,但用中文,学生受益,究为至微。┅┅但教员至为难得。颇想自课,又患体力不胜,正不知如何了此债务耳。[18]

   严复甫即上任,即有“恨不能插翅回沪”之念。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该学堂尽其所能大加整顿,包括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裁汰不称职的旧教员,聘请新教员;加强校务管理,规范管理机构。[19]经过一番整顿,学堂渐入正规。严复对此不无自豪:“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之后,至今日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惟恐吾之舍彼而去也。”[20]但好景不长,严复请来的教员与当地学生产生矛盾,1907年5月24日安徽高等学堂学生陈寄密、谢师衡作揭帖三道,声讨严复和他聘请的斋长周献琛及闽籍教员,并借故煽动罢课。严复虽电令学堂,将首事者牌示开除,同时自己亦致电恩铭,表示辞去该校监督职务。6月5日安徽高等学堂有学生向严复投递“公愤书”,要求他辞职。严复遂于当日留下辞职信,离开了安徽高等学堂。[21]关于此次学生风潮及严复辞职事,严复本人在给其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作了解释。[22]《直隶教育杂志》丁末年第8期所载《严几道先生辞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意见书》更是将其在安庆高等学堂的苦衷和盘托出。[23]

严复参与清末教育改革的另一举动是参加回国留学生的考试,担任考官。第一届游学毕业生考试于1906年10月14日举行,由外部侍郎唐绍仪为总裁,严复与詹天佑、魏翰等为同考官,严复实主其事。此次试毕,清朝赐留学生陈锦涛、颜惠庆等31人为进士、举人出身。[24]1907年7月3—5日严复应两江总督端方之约,在江宁提学使司衙门主持宁、苏、皖、赣官费留美学生考试。[25]考毕,他对新教育推行难期成效颇感悲叹:“程度及格者不过五六人,其余虽送出洋,不能入大学堂肄业也。至于女生十余人中竟无一人可及半格,三名之阙不知如何取补。人才难得如此。江、皖、赣三省讲求学务六七年,年费不下半兆银两,而认真考校时,成效不外如此,何异辇金以投扬子乎,可叹可叹!”[26]1907年10月初第二届游学毕业生考试在京举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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