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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天下的另一种形态——东晋及东北族群政权建构中的天下意识探析

更新时间:2020-04-29 11:53:56
作者: 李磊  
白板天子, 即不具备正当名分、自署的天子。

   事实上, 东晋方面也有一种看法, 并不将东晋的法统仅仅寄托在对西晋的继承上。干宝《晋纪总论》:

   天下, 大器也;群生, 重畜也。爱恶相攻, 利害相夺, 其势常也。……天下之政既去, 非命世之雄才, 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 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干宝将西晋的覆灭看作“爱恶相攻, 利害相夺”之常势, 将东晋的建立看作是“命世之雄才”取天下的结果。干宝为东晋前期的人, 其史论影响甚大, 这一看法似乎是东晋初年的普遍看法。再以史实论之。

   建武元年 (317年) , 晋愍帝蒙尘, 晋朝群臣再无法从晋武帝、晋惠帝的后人中选立新君, 晋宣帝曾孙琅邪王司马睿成为盟主,

   西阳王羕及群僚参佐州征牧守等上尊号, 帝不许。羕等以死固请, 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 罪人也, 惟有蹈节死义, 以雪天下之耻, 庶赎鈇钺之诛。吾本琅邪王, 诸贤见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驾, 将反国。群臣乃不敢逼, 请依魏晋故事为晋王, 许之。辛卯, 即王位, 大赦, 改元。

   时四方竞上符瑞, 帝曰:“孤负四海之责, 未能思愆, 何征祥之有?” (2)

   所谓“依魏晋故事为晋王”实为将西晋、东晋的政权更替视为汉魏、魏晋嬗代 (3) 。这一操作为当日群臣所共同制定并接受。也说明司马睿难以以琅邪王的身份直接继承皇位。在司马睿由琅邪王步向皇帝的阶梯上, 一再强调江左政权的合法性在于“雪天下之耻”、“负四海之责”。即将合法性界定在恢复西晋的天下秩序上。

   同年六月, 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 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 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 单于、广宁公段辰, 辽西公段眷, 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续, 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 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 东夷校尉崔毖, 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180人上书劝进。如果从“八王之乱”的脉络中追寻, 这些人都处于东海王司马越的阵营, 与司马睿属同一阵线, 而与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阵营相敌对 (1)。但从司马睿将称帝的合法性根基于“天下”维度来看, 北方边境地区的地方实权派, 以及鲜卑段氏、慕容氏的劝进, 无疑代表了曾处于西晋天下中的多元族群对新的天下中心的认可, 这是东晋王朝建构的前提。这也是劝进的重要理由:

   自京畿陨丧, 九服崩离, 天下嚣然, 无所归怀, 虽有夏之遭夷羿, 宗姬之离犬戎, 蔑以过之。……天祚大晋, 必将有主, 主晋祀者, 非陛下而谁!是以迩无异言, 远无异望, 讴歌者无不吟讽徽猷, 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天地之际既交, 华夷之情允洽。……冠带之伦, 要荒之众, 不谋同辞者, 动以万计。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 因函夏之趣, 昧死上尊号。 (2)

   在这里, 有一系列对立的概念, “迩”与“远”、“华”与“夷”、“冠带之伦”与“要荒之众”。这三个对立的概念非常重要, 分别从地理、民族、文化三个层面来指称华、夷。特别是其中的戎夷、即“远”、“夷”、“要荒之众”的拥护, 是司马睿称帝的天下民意基础。

   太兴元年 (318年) 三月, 愍帝驾崩消息传至建康, 司马睿正式即皇帝位, 即位诏书中论述其合法性:

   昔我高祖宣皇帝诞应期运, 廓开皇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 缉熙诸夏。爰暨世祖, 应天顺时, 受兹明命。功格天地, 仁济宇宙。昊天不融, 降此鞠凶, 怀帝短世, 越去王都。天祸荐臻, 大行皇帝崩殂, 社稷无奉。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 畴咨庶尹, 至于华戎, 致辑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 用弗敢违。遂登坛南岳, 受终文祖, 焚柴颁瑞, 告类上帝。惟朕寡德, 缵我洪绪, 若涉大川, 罔知攸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 文武熊罴之臣, 用能弼宁晋室, 辅余一人。思与万国, 共同休庆。 (3)

   诏书中“受终文祖”之句, 语出《尚书·舜曲》 (“正月上日, 受终于文祖。”) “终”, 谓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 尧文德之祖庙 (4) 。“受终文祖”, 通常代指禅位大典, “受终”即“受禅”。这句话即指司马睿受西晋之禅, 可见, 诏书立意并不重点从血统来论证司马睿即皇帝位的合法性。这段诏书虽然没有提到惠帝, 但是接受了宣、景、文、武、怀、愍的帝系, 并认为愍帝以后“社稷无奉”。司马睿之所以有资格继承皇位, 乃在于群臣、“华戎”的“致辑大命”。“戎”的归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诏书最后以“思与万国, 共同休庆”结束, 表明司马睿所继承的是天下之主。

   晋元帝司马睿以疏属入继大统, 其情形与东汉光武帝相类, 但是检《后汉书·光武帝纪》东汉光武帝即位时的祭天祝文, 祝文中并无关“戎”、“夷”之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刘秀称帝前, 有一份来自于关中的《赤伏符》, 上写:“刘秀发兵捕不道, 四夷云集龙斗野, 四七之际火为主。”这一《赤伏符》构成光武帝称帝的重要合法性基础, 直接推动东汉王朝的建立。然而, 在光武帝即位时的祭天祝文中, 仅记为“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 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修德为天子”即“四七之际火为主”的改写 (5) 。《赤伏符》的三句话, 唯独遗漏了“四夷云集龙斗野”之句。可见, 至少在东汉王朝建立时最重要的文献中, “四夷”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晋武帝南郊祭天有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在列, 即位诏书中也有“思与万国, 共享休祚”之语, 表明较之东汉, 魏晋时代“戎”、“夷”在事关“天下”之合法性的政治话语中, 其地位上升。但是东晋元帝司马睿之天下的合法性, 因其只有半壁江山、自身亦无入继大统的资格, 则更加依赖于“戎”、“夷”、“万国”, 尤其是北方沦陷故土上北方华、夷族群的共同认同。据《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 慕容氏的劝进是在司马睿主动遣使的背景下发生的 (1) , 这说明周边族权的拥护对于东晋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又据田余庆先生研究, 东晋名士温峤既非第一流门阀, 本人亦非第一流人物, 于江左又别无功绩, 其在东晋成为名士, 乃在于刘琨使者的身份。鲜卑段末波通使江左、段匹磾之弟段实在建康为将军 (2) 。这些都可看作北方因素及北族因素在江左政权中的重要影响。

   与秦、汉、曹魏、西晋不同, 东晋是先有了天下对“晋王朝”的认同, 然后才开始王朝的建构。同时, 东晋王朝的天下认同还有一点与西晋不同。它必须高举“雪天下之耻”的旗帜, 晋元帝大赦、改元, 特别强调“刘聪、石勒, 不从此令” (3) 。晋成帝咸和八年 (333年) , “石勒遣使致赂, 诏焚之。” (4) 为天下所认同, 担负“雪天下之耻”的责任, 是东晋之得立于天下的前提。

  

   三天下意识与慕容氏政权的成长

  

   两晋之际, 东北政局的主要参与者为鲜卑段氏、宇文氏、慕容氏, 扶余, 高句丽等。其中, 慕容氏为最为积极主动者。永嘉三年

   (309年) , 辽东太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 引发附塞的素连、木津两部的叛乱, 太守袁谦频战失利, 校尉封释惧而请和。慕容廆之子慕容翰言于廆曰:

   求诸侯莫如勤王, 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 王师覆败, 苍生屠脍, 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名, 内实幸而为寇。封使君以诛本请和, 而毒害滋深。辽东倾没, 垂已二周, 中原兵乱, 州师屡败, 勤王杖义, 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 救倒悬之命, 数连、津之罪, 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 下则并吞二部, 忠义彰于本朝, 私利归于我国, 此则吾鸿渐之始也, 终可以得志于诸侯。

   这段话可以看作鲜卑慕容氏在慕容儁称帝之前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其核心之处在于“忠义彰于本朝, 私利归于我国”。慕容翰虽将“忠义”与“私利”对举, 但却用“本 (朝) ”与“我 (国) ”的同一概念来表述不同的利益主体。“朝”与“国”并非同一层面的对立关系, 而是种属关系, 即“国”在“朝”内。慕容氏承认“天下”存在的完整性与统一性, 并以此为前提制定战略、发展自己。

   慕容氏的这一认识与其成长一直受到魏晋天下秩序的制约有关。慕容氏徙入辽西, 是曹魏时司马氏为征伐公孙氏而征发的结果。其后又以全柳城之功, 迁徙到辽东。慕容氏与段部、宇文部有仇隙, 故慕容廆上书晋武帝伐宇文部, 未获准奏。慕容氏不遵晋武帝之令而寇辽西、灭扶余, 但却引来晋军的强力干涉, 西晋帮助扶余复国。这一事件对慕容氏影响甚大, 慕容廆谋于其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 且华裔理殊, 强弱固别, 岂能与晋竞乎?” (5) “世奉中国”、“不与晋竞”成为慕容氏的自我定位。其立论根据是“华夷理殊”与“强弱固别”, 其中“华夷理殊”是第一前提。永嘉之乱, 西晋瓦解, 晋军在东北的力量已经不足以维持既存的东北局势, 素连、木津两部的叛乱正表明这一点。慕容翰依据新形势, 对既有政策修改, 变的是主动发展自己, 不变的是承认晋王朝“天下”的存在, 并遵守“天下”的基本价值观, 如“忠义”。

   建兴 (313年—316年) 中, 晋愍帝遣使拜慕容廆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即正式承认慕容氏对昌黎、辽东的占领, 同时将其纳入朝廷官爵体系之中。此前, 慕容廆只是被晋武帝授予“鲜卑都督”之号。谷川道雄先生曾将以内地官爵授予边疆族群领袖的现象称为“外臣的内臣化” (1) 。从本文的角度来看, 两晋之际众多的少数族统治者如慕容氏一样被授予朝廷的官位, 是在“天下无外”的概念下将其纳入官僚集团, 赋予其匡复天下的责任。这同样增强了边缘族群在天下之中的政治话语权。上文所述东晋王朝的建构需要“戎”、“夷”的劝进, 即表明这一点。

   《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记载了鲁昌之语, 这是慕容氏劝进司马睿的动机:

   今两京倾没, 天子蒙尘, 琅邪承制江东, 实人命所系。明公 (指慕容廆) 雄据海朔, 跨总一方, 而诸部犹怙众称兵, 未遵道化者, 盖以官非王命, 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 劝承大统, 然后敷宣帝命, 以伐有罪, 谁敢不从!

   从慕容氏的立场上看, 晋室的存在即“大统”在观念中的存在, 比起纯尚力量的分裂混战, 对于慕容氏更加有利。所以, 慕容氏与江左政权的关系是基于“天下无外”的前提, 各取所需, 有趣的是, 其着眼点都不是“天下”、而是自身内部问题的解决。晋元帝初即帝位, 慕容廆从东晋朝廷获得的官、爵有: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 慕容廆辞公爵。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的势力被慕容氏瓦解后, 慕容氏的重要谋士裴嶷亲至建邺说明, 元帝遣使者拜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 增邑二千户。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 进封辽东郡公, 邑一万户, 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 承制海东, 命备官司, 置平州守宰。不仅承认慕容氏对于平州的占领, 还将包括军事、民政、置官、都督幽州东夷等专制海东的权力授予慕容氏, 慕容氏成为海东的最高统治者。

慕容氏对天下秩序的认同, 获得西晋朝廷原在东北旧官僚的支持, 除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外, 其他多为慕容氏所吸收, 如被“委以军国之谋”的裴嶷, 出身第一流高门河东裴氏, 父为司隶校尉裴昶, 兄为玄菟太守, 自己也曾任中书侍郎, 转给事黄门郎、荥阳太守、昌黎太守, “时诸流寓之士见廆草创, 并怀去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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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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